冷战时期中国对苏美外交政策特征和启示.doc

冷战时期中国对苏美外交政策的特征与启示 冷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是不断变化着的，在大部分时段是十分严峻的。一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先后或同时成为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的一些邻国受大国的幕后指使,如印度和越南等，也因历史和边界等问题同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国际安全和周边安全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并推行的对外战略，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外交政策。本文旨在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各个阶段的特征，分析影响外交政策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探索上述特征和因素对我国今后的影响。 一、 严峻的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外交总体上较为严峻。这个时期有三大特征：一是中国在东北、东部、东南三方向面临着重大的安全威胁，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推行遏制政策所造成的；二是中国北部边陲十分安全，这得益于中国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及其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三是中国政府推行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睦邻外交，促成了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好转，使得外交环境在50年代中后期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 1、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主要威胁。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美国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威胁的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美国继续敌视中国，利用台湾问题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2、中国北部边疆安全可靠。建国后，面对两大阵营的尖锐斗争，鉴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中国的争取下，中苏两国于1950年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加强两国友好合作、保障两国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促进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3、中国推行睦邻友好政策，致力于稳定周边环境。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若干周边国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达成了一系列解决双边重大问题的条约、协定或谅解，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外交环境。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进一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赢得周边国家的好评。 二、 险恶的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环境处于极为险恶的状态。中美关系在整个60年代仍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进入60年代，苏联对中国交往中的大国沙文主义逐步发展，1958年，苏联要求中国建立长波电台；还提出利用中国海岸线长的有利条件，建立一支联合舰队，这些要求都有损于中国国家主权，被中国严词拒绝，使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苏联突然照会中国，要求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停止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失。此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甚至发生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从北面构成对中国的威胁。美苏还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支援印度推行反华政策，从而在南方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苏联逐渐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主要来源。。 中国政府从最坏的形势出发，推行“两条线”对外政策，不仅反美，而且反苏。自60年代中期始，受国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在外交上以意识形态划线，使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了，并不切实际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四面出击。 三、 转机的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外交环境总体上有所好转，但依然十分严峻。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极为险恶的外交环境，中国开始调整对外战略，改变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做法，明确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适时调整中美关系，放弃对一些亚非拉国家内部革命的支持。到80年代初期，由于中美建交形成战略关系，美国对华军事威胁逐步消除，但苏联仍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美关系改善，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军事压力得以缓解。中美关系得以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国家利益，即必须对付苏联这个日益增大的威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中国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政府在实行20多年“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之后，再也不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巨大作用。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以及美苏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在与苏联争霸中所处的守势地位，都使美国不得不考虑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同样，中国也面临着新的战略抉择。那时侯，苏联陈兵中国北方边境，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而美国在亚洲战略上收缩和保守的倾向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改善中美关系，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十分有利；同时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也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