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贸不平衡背景下中国策略.docVIP

全球经贸不平衡背景下中国策略尽管2009年的全球经济出乎意料地从危机的巨大冲击中快速复苏，但大起大落之间留下了大量需要调整和弥补的空间。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在“急刹车”和“猛加速”后遭遇刺激性财政政策协调困难、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粮价飞涨引发生存危机，乃至政局变动等诸多障碍后一时间有些无所适从，地震、海啸、核污染等突发灾害更令人措手不及。2010年以来，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发达经济体之间博弈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如何看待一些发达国家提出贸易差额占GDP不超过4％所谓平衡指标的合理性，如何在经济秩序重建的再平衡过程中把握机遇，正确应对风险和挑战，实现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弯道超越，成为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一、经济不平衡问题的背景 从本质上看，经济不平衡是由各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分工决定的。虽然不平衡在一定限度上有利于效率的提升，但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却在事实上增加了不平衡的程度，进而在美国“次贷危机”的扰动下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原有经济模式的迅速瓦解。然而，在国内和国际两种再平衡途径均缺失动力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主推的汇率调节的再平衡只能治标不治本，反而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一)国际产业分工使各国生产消费模式趋于极限 按照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产业分工是实现专业化、提高配合效率的重要途径。然而，产业分工所造成的经济效益提升并不一定导致各参与方都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在与零和博弈相近的情况下，一国福利的提升往往同时会导致其他国家福利的下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处于国际产业链顶端的国家，其投入产出比一般也比原料供应国和生产制造国高，从而可以保持更多的积累，也具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工业革命造就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的提升需求已经被注重生活质量和环境改善的需求取代，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输出技术和理念，“理所应当”地消耗大量能源、资源，享受更高水平的消费品。但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或逐步进入工业化的更高阶段。继续承接污染较高、资源消耗巨大、劳动力较为集中的产业的国家越来越少，这些产业的发展受阻，也从根本上对国际产业分工的继续发展产生制约。发展中国家消耗资源、发达国家享受制成品的消费模式很难在发达经济体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发生改变。但是，不加遏制的消费膨胀所形成的多种矛盾在危机爆发前已经逐渐趋于极限。 (二)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断牛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长期以来，在以美元为中心货币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自主性政策实现其国内的经济目标，而将调整的责任转嫁给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对外部的失衡并不关心，而其他国家则被迫承担再平衡的责任。危机以前，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美国的银行、房产商等机构利用监管漏洞，把风险很高的资产改头换面，通过金融衍生产品巧妙伪装，隐瞒相关信息，变换外表，多次包装出售，导致风险的不断积累。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 险的集中爆发引发了美国金融危机。银行资金链的断裂引起实体产业的剧烈收缩，房地产价值的大幅缩水则极大地减弱了购房者的还款意愿和能力。以信用经济撑起的经济社会遭受严重打击，去杠杆化进程使得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能力严重萎缩，导致对生活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消耗量锐减，从而使得处于国际分工链条下端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受挫，国际贸易规模直线下降。国际经济的不平衡最终难以维系，只能通过经济危机形式释放能量，进而导致消费量锐减、生产制造企业破产、失业率骤升、消费者和生产者信心低迷等诸多连锁反应。 (三)发达国家提出汇率理论以调整各国供需关系 一般而言，经济再平衡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经济体改善其国内的投资储蓄失衡，解决其内部均衡；另一种则是世界各国间的产业分工调整。对于第一种途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信用经济带来的对未来财富的透支并不容易在短期内弥补。而且这些经济体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多以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也因此有较高的消费能力，而消费存在一定刚性，短期内难以下降太多，信用消费的习惯尽管会在危机后有所转变，但在文化延续性作用下不可能迅速逆转，储蓄率仍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同时，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相对有限，经济激励计划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也弱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种再平衡的途径也并不容易。社会在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存在较强的相互依赖性，受经济发展阶段和消费模式所限，分工很难在短期内发生重大调整。除农业外，生产基本生活消费品和初级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很难再转回发达经济体。因此，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问大的产业分工格局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则提出了汇率调整理论，希望通过人为改变汇率，整体改变一国所有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