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耕地须从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着手.docVIP

保护耕地须从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着手耕地对粮食安全、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和地位不可取代。为此，我国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笔者认为，要实现耕地保护目标，不仅要实施法律、法规、政策、规划、计划等保护措施，还要运用经济手段提高种植业收益，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种植业收益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也影响着农民保护耕地的主观能动性 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迷，生产成本偏高，种田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弃耕撂荒现象十分突出，保护耕地自然也就不积极。 自1985年起，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供应逐步市场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迅速上涨。虽然1997年开始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下，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出现下跌，但和1985年相比仍增长200％。1990年～1997年是中国粮食生产成本迅速上升的阶段，小麦、玉米、水稻每亩生产成本从110．29元、111．52元和145．03元分别提高到了301．98元、312．84元和377．33元。1998年开始，在国家的干预下，上述3种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开始下降，但降幅较缓，2001年小麦、玉米、水稻的生产成本分别是1990年的2．3倍、2．4倍和2．2倍。 1990年~1995年，中国粮食生产的每亩净收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从1995年到2000年，粮食生产的每亩净收益则总体上不断下降。1990年年小麦每亩净收益为45．28元，1995年为173．65元，年均增长率38％。从1995年开始连续5年下滑，到2000年跌到近10年来的最低点，仅为18．51元。水稻和玉米的净收益变化轨迹与小麦基本相同。根据农业统计数据，中国粮食作物生产中，水稻每亩净收益水平最高，每亩212．5元；玉米次之，每亩127．7元；小麦最低，每亩仅为77．84元。 笔者2006年春对天津静海县的调查表明，在不包括人工投入的情况下，每亩小麦的净收益为180．4元；玉米净收益每亩为305元；收益水平最高的棉花也只有每亩856．6元。然而棉花属于高投入种植业，每亩总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投入远高于粮食。如果将人工费用计算在内，小麦每亩的净收益为27元；玉米净收益每亩为110元；棉花净收益每亩也仅仅为474元。 种植业(尤其是种粮)的效益低下，在影响农民种田积极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导致农民对耕地保护工作的漠视。实际上，农民对于征地的抵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愿意当农民种田，主观上并不完全是保护耕地，而主要是为了保护土地产权。如果法律容许农民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相信农民也会一哄而起搞房地产开发。 基本农田保护区农民的耕地开发权应适当给予补偿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体制下形成了社会地位不同的“农民”与“工人”两个阶层。长期以来，农民依然延续着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而工人享受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生活与养老保险保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征地农民被安置在工厂，由农民变为工人，这不仅是职业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身份的转变，可以享受到农民所享受不到的福利，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当年许多农民争着“农转非”。 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尽管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安置困难，但从改善眼前生活水平上说，农民并不反对征地，因为农业生产很难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农民实际上打心眼里盼着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以便从辛苦的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取各种形式的征地补偿，进而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流转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增值效应。限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等同于剥夺了农民的农地开发权。所谓土地开发权是指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开发的权利，包括在空间向纵深开发、变更土地用途等。土地开发权在流转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开发权的所有者可获得可观的收益。 农地的这种开发权究竟是应该归国家所有还是农民自身所有，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毫无疑问，由于限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使农民失去了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机会，或者说，继续耕种土地，增加了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划为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农民和划入“农转非”区域的农民，在身份上或在生活水平上，也出现巨大差异。因此，对于划入耕地或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农民，应该给予开发权补偿。至于补偿额，应该随着国家经济的逐步强大，逐步提高。 给予耕地保护区农民土地开发权补偿，可以根据区位分不同档次确定开发权补偿额。越接近城市补偿额越高，越远离城市补偿额越低。因为过分强调开发权，无限提高征地补偿额，给国家的发展带来太高的成本，可能会拖延国家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提高农民生活的步伐。其次，过高的补偿额还会引发以往被征地农民的“攀比”与“找后账”，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造成新的食利阶层，形成新的不公。 耕地具有外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