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生育转型与政策选择 涂肇庆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pptVIP

生育轉型、兩性平等與政策選擇涂肇慶 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soejctu@ust.hk 目錄 超低生育率的發展趨勢 香港超低生育率模式與歐洲模式之間的差異 超低生育率現象的理論解釋 生育率下降的可能後果 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轉型後社會的生育率發展趨勢：超低生育率的出現 趨勢： 1990年代末期，南歐、中歐和東歐共14個國家進入了超低生育率時期； 至2002年末，中國大陸的城市地區、香港、澳門和臺灣也都已經進入了超低生育率時期； 模式： 生育年齢快速的推遲（生育步調進度效應）； 一孩後生育概率進一步的顯著降低（但不意味著一孩生育水平的降低）； 高齡婦女隊列生育的大幅減少； 原因： 女性大幅推遲生育年齢導致該時段生育數量顯著減少； 即使調節上述進度效應（生育年齢的選擇）後，總生育水準依然低於更替水準； 香港超低生育率模式與歐洲模式之間的差異 在歐洲，生育率的生育步調進度效應逐步減弱，而在香港卻上下波動； 在歐洲，一胎的終身生育率相對穩定，而在香港則持續下降； 在歐洲，超低生育率的出現可能只是進度效應導致的暫時現象，而在香港，卻是來自90年代生育率的真實下降。 對超低生育率現象的理論解釋 發達國家出現的低生育率現象是個體導向的社會機制所宣導的兩性平等與家庭導向的社會機制導致的性別不平等之間衝突的結果。 注：兩性平等的概念是由“性別分層”和“性別角色”的概念延伸而來的。前者指的是男女兩性作為社會成員制度化的不平等，而後者指的是男女兩性的勞動角色分工。 由高生育率向更替水準生育率的轉變是與家庭制度內部的兩性平等化過程相伴隨的 基於不同的文化和經濟背景，許多因素都能促進家庭內部的兩性平等，並推動低生育水準的實現： 1) 婦女教育水準的提升，改變了婦女傳統的知識結構，視野更加開闊，也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價值觀； 2) 隨著兒童存活率的提高，限制家庭規模進一步擴大的措施勢在必行； 3)生育的成本結構也會發生變化，比如義務教育制的推行，以及在城市的居住和生活都可能推動人們調整自己的生育行為； 4) 較具包容性政治體制的社會也較易接纳避孕設施和措施，在廣大羣眾中也較易推廣和使用； 5) 在社會內部以及不同社會婦女之間有關資訊的自由流傳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6) 専業醫生更多地參與到孕期照護的過程中，並對婦女懷孕及生育提出意見； 7) 避孕技術的進步發展也提高生育控制容易性； 8) 最後，政府負責主導的家庭生育計畫可取得社会大眾的支持，也較易取得避孕的服務； 總之，家庭內部兩性的平等化是生育轉型的必要條件。 個體導向社會制度對兩性平權的推動 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需求的增加推動了個體導向的社會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并推動兩性平權： 例如，民主制度的建立宣導的是個人的投票權，而非家庭的投票權。在這樣的制度中，女性的權利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視，尤其是在所有權和投票權方面； 在經歷了很長時間以後，女性在受教育的權力舆機會上已經舆男性相同；而在就業市場上，女性的權利舆機會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總體而言，社會正在促進女性在就業市場上獲得“同工同酬”的待遇。至少在非經理級別的崗位上，女性已經可以和男性平等地進行競爭； 家庭導向的社會制度中兩性的平等化 與此同時，家庭內部的兩性平等，或者說家庭導向的社會制度中，兩性的平等化過程卻進展緩慢： 完全的兩性平等只有在下列三方面的家庭事務中不再有性別區分之後才可能實現：養家糊口；老幼照料和養育；以及操持家務。 女性在家庭裏依然是最主要的照料提供者和家務的操持者，即使在西方國家和東亞發達的經濟體中，性別分層依然盛行，女性在家庭內的相對弱勢地位尚無重大改變。 在今日經濟發達國家中，只要女性不為家庭事務所羈絆，她們就有能力在勞動力市場上和男性進行公平的競爭。 社會制度定義的角色衝突和兩難困境 那些重視参舆個體導向制度發展的女性面臨兩難困境：個人發展與未來家庭角色的承擔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角色衝突。這導致步份婦女遠避家庭角色，選擇不婚或少育的辦法來維持兩者之間的平衡，這與她們本來可以有的選擇是截然不同的。 今天，多數已受教育和社會化的年青女性都期望個人所扮演的角色遠超越其所僅扮演的家庭角色。因此，個體導向的社會制度安排對兩性平等的推動與家庭導向的制度安排對兩性不平等的維持之間產生的衝突時，將導致生育率下降至極低的水準。 個體導向制度促成的兩性平等不易逆轉。 但在兩性不平等的家庭導向制度，以及兩性平等的個體導向制度之下，則會導致生育率向更低水平發展。除非能在家庭導向制度中取得兩性的平等，則超低生育水平將會有所改善。 換言之，如果家庭導向的制度內部能夠實現較高程度的兩性平等，那麼生育率就有重新上升的可能。 生育率下降的可能後果 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生育率的急劇下降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