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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值税转型若干问题思考一、我国生产型增值税改革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经历连续多年的通货紧缩期，需要扩大社会投资，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拉动内需，提高经济自主增长能力，而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已越来越不适应这种经济发展的要求，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种种弊端正在逐一地显现出来。 （一）生产型增值税导致重复征税,影响企业创新 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对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不予抵扣，而是将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然后以折旧的形式计入产品成本，最终转移到销项税额的计税依据销售额中，因此，导致重复征税，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尤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资本有机构成较高，货物成本中的长期资本投入的费用所占比重较大，而直接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这样由于外购的资本产品负担的增值税得不到抵扣，而使这部分产业的税负较重，客观上不利于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国家倡导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经济政策背道而驰。 （二）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有悖于国家的产业政策，不利于调整和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从技术角度来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企业的发展来说,技术开发和引进是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有利因素，但其往往要投入巨额资金。企业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不属于增值税外购可扣除项目，从客观上限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这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后劲，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使增值税的税负在不同产业间出现了不平衡，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影响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进程。 （三）生产型增值税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生产型增值税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不相适应。一方面，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价值存在重复征税，对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企业不能起到促进作用，不利于技术密集型生产，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增长的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从区域经济结构来看，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是资源等原材料的主要供应者，这些基础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而东部和沿海一些经济较发达省份主要发展的是加工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低，相应两者的增值税税负不平衡。西部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重工业优势，企业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购进固定资产比重较大，因此西部经济在企业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方面受生产型增值税的负面影响要大于以轻工业为主的东部经济，而税负的不平衡使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加大，这样与我国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矛盾，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四）生产型增值税弱化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 加入WTO，我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企业除了要改进自身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外，国家也应该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但现实情况是，由于生产型增值税不能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在出口环节，除少数产品能享受全额退税外，其余的均不能得到完全退税，这使得出口产品不能完全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削弱了我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五）生产型增值税降低增值税的征管效率 生产型增值税使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时要区分允许抵扣和不允许抵扣的项目：首先要划分资本性支出和非资本性支出，直接的资本性支出不能抵扣进项税；其次，要划分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凡属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包括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建筑物等），无论会计制度规定如何核算，其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再次，对于运输费用、原材料的运输费用可以按照规定的扣除率抵扣进项税额，固定资产的运输费用则不能，这就要求对发票进行专门的区分，税务机关也必须专门对扣除范围进行监察和监督，增加了征管工作量和复杂性，降低了增值税的征管效率。 二、对消费型增值税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一）税收收入能力的提高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可靠保障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税收收入高增长的发展时期，税收收入能力的提高，财政状况的改善，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由于生产型增值税的税基大，其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转型后由于税基减除了固定资产的价值，将会造成财政收入急剧减少。但另一方面，减少的财政收入又可得到部分补偿。 （二）财政政策的转变为增值税转型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 从“双积极”到“双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使增值税转型拥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自1996年以来，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几年来取得显著成效。但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表现为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如钢铁、房地产等行业；物价普遍上涨，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能源供应紧张，尤其是煤炭和电能供应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