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健全法制环境促进民营资本集中.docVIP

以健全法制环境促进民营资本集中对于迅速发展的现代工业来说，进入的资金门槛越来越高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为了突破这一制约，企业的发展通常有两条途径：资本的积聚和资本的集中。前者是指单个企业通过自我积累，即滚雪球的方式由小到大逐步成长，最后达到相当规模水平。后者则是指若干分散的小资本通过联合、合并等方式扩大其规模，即所谓的资本集中。就两种资本扩张方式的比较而言，资本集中方式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从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看，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还都处在发展的初期，规模比较小，这对于其进入现代工业经济是一个明显的制约。在单个资本不可能从各种渠道取得较多资金支持的现实条件下，要突破现代工业进入资金门槛高的限制，比较现实的途径之一就是实现民间投资者之间的联合。但据我们的调查了解，经过2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虽已有一定资金实力，也有发展潜力，然而就其扩张状况而言，大多还都是停留在自我积累的阶段，即使在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也是如此，更不用提中西部地区了。到目前为止，许多地方民间资本之间的自发联合至今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即只有少量的个人资本之间的联合，达到一定规模的很少，民营企业之间通过较大规模的联合实现资本集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成功案例也不多。对通过资本集中的方式提高投资的规模经济水平，加强产品竞争力的必要性，民间投资者们都给予完全认同，但在谈到如何付诸实践时，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可能，或只是欢迎别人到自己“地盘”上来联合，自己绝对不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一些地方资金闲置现象普遍，但资金融通又非常困难。一方面是好项目难于融得资金，另一方面是资金所有者在自己找不到恰当投资方向的情况下，仍然不肯（不放心）融出资金。资金通过联合走向集中的渠道不畅通，便得地方经济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陷于难于启动的情势中。 如果把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工业比作马克思所说的修建铁路的话，那么大部分民营企业则都还是处在依靠自我积累以求发展到能够自己修建铁路的状态，而这恰恰是民营部门的“铁路”――现代工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民间资本的联合与集中如此困难呢？其根本原因是民间投资者们对体制风险顾虑甚多。 所谓体制风险是指由于法制体系的不健全而可能对联合投资项目所带来的损失。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一旦投资完成，相当部分即不可再移动。因此，对投资者来说，如果投资所在地的投资环境出现问题，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保证，因完成的投资是”货到地头死”，其影响将是致命的。 在调查中，我们多次听到民间企业家们谈到信任危机问题。而正是这个所谓的信任危机直接制约了民间资本之间的联合。这个信任危机的对象是谁？表面上看，是投资者们彼此不信任，怕合资伙伴不守信用给自己造成损失，但实质上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即不相信政府在联合起来的投资者间出现投资纠纷时能通过法治手段有效率地解决问题。实际上，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们之间的不信任是一种完全合乎情理的常态，相互不信任的投资者之间之所以能实现联合，相互之间的契约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契约之所以能起作用则完全是以政府所提供的健全的法律框架为支撑的。资本集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和法律关系非常复杂，主要靠法律手段调整和规范。当政府不能提供一个公平、规范、透明而又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以至民营企业家们不相信其利益在出现纠纷时能通过法治手段得到保障时，他们对通过联合实现资本集中的热情不高就是很自然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资金融通的困难局面是长期制度因素（产权关系混乱）和法制环境（财产权利保护不利）的必然结果，没有任何理由抱怨民营企业家们和资金所有者的保守、短视。事实上民营企业家的“务实与实惠”正是其理性的表现。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对客观制度环境的反应，并归根结底由制度环境决定。在财产权利得不到法律维护，违约债务人未遭到法律追究，债权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总是成为受害者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和私人资本拒绝资金融出都有充分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资本的联合实质上是一种信用关系，其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信用制度和财产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 在过去几年中，一些政府为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曾在促进资本集中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其中相当部分是由政府牵线、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参与的联合。但可惜的是，在这类联合中，由于本身改革并没有完成的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国有经济传统体制的内在弊端依然在起作用，导致这类联合投资少有成功的先例，却有不少教训。另外，一些地方党政首长为了表示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视，往往每人与一个或几个重点企业挂钩以帮助企业及时解决问题。其热情固然可嘉，也有一定作用，但从长期发展看，这种作法值得研究，因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