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牧垦殖企业兴衰史.docVIP

一个农牧垦殖企业兴衰史近年来，内蒙古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农牧业生产、加工的企业。它们的成立与壮大，不但为自己创造了财富，而且也给当地农牧民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有的企业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其实，这种“公司＋基地”的农牧企业形式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在内蒙古地区大量出现了。本文拟通过对民国时期内蒙古河套地区出现的农牧垦殖企业的描述与分析，以期对今天的农牧企业有所启示。 一 民国时期尤其是前期，内蒙古各地在土地开垦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即新式农牧垦殖企业的出现。 农牧垦殖企业，可以说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它们大多数是由私人集资，主要从事垦荒和农、牧、林业等生产，一般多由家族或合伙经营。它们经营形式的基本特点是在通过雇工垦荒的基础上，开展商业性农业经营。这种经营的投资者主要是军阀、官僚、买办以及商人等。农牧垦殖公司在各地名称不一，有的称为公司，有的冠名为社，还有的名为堂、庐等等，虽然名称各异，但内容与实质基本相同。 这些农牧垦殖企业，大多分布在垦殖区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经营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规模大小不一，大的有几百万资本和几十万亩土地（这类多为垦牧企业）；少的则仅几百元资本，自有或租赁几十亩土地，雇工几十个人或几个人（这种多是从事种殖和养殖经营企业）。概括起来，这些农牧垦殖企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非生产的垦务组织。它们一般是由官僚、豪绅、巨贾或地方垦务机关组成，规模较大，承揽大面积官荒，转手出卖，或由公司、企业稍事整理以提高地价，边垦边卖。有的卖地后即解散，纯属土地买卖性质；第二种是自垦与出租双重业务的公司、企业。它们主要是由商人投资，承揽土地，进行一定的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部分由公司雇工垦殖，而大部分出租给农民，或分给股东出租。这种公司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第三种是主营园艺、果树、饲料以至牛奶、蜂蜜等的公司、企业。它们多由商人投资，规模较小，主要分布在大城市附近，并且大都是雇工从事商品生产，有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河套地区的垦牧企业以第二种类型居多。 早在清末，清政府即将大量生熟官荒地贱价出售，鼓励民间开垦。这一时期河套地区也随之开始出现了农牧垦殖企业。到1925年的时候，在河套临河地区投资农牧业创办垦殖公司的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当时共有10家：胶东移垦社、受恩合作社、湘民合作社、仁和堂、公和堂、云信堂、居德庐、新民社、民生社等，总投资高达20余万元，其中多者八万元，少者也有五千元，承领的土地有的多达8万余亩。但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中叶，随着全国农垦公司整体趋向衰落，河套地区的农牧垦殖企业也因开支过大，入不敷出等种种原因而衰败、破产，到1934年的时候能维持现状的仅余下一二家而已。 在河套地区出现的这些农牧垦殖企业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通垦牧公司，它成立于1914年冬，是由有“河套王”之称的大地主王同春与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地理学家张相文三人各出资若干组织成立的。下面我们就以西通垦牧公司为例，来管窥当时内蒙古地区整个垦殖企业出现与衰败之大概。 二 1914年3月，著名的地理学家张相文打算从北京出发，到西北进行考察。当时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的张謇获悉后，嘱托张氏顺便调查西北农田水利的概况，并由农商部发给旅费。张相文到达绥远后，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首次听到了王同春开发河套水利的事迹，他请范知事写了一封书信前往拜会，由此结识了时任五原县农会会长的王同春。张相文与王同春多次交谈河套地方利害，王同春所言都颇能肯綮，由此张相文与王同春“一见倾心，觉得他真是一个农村的模范人物。” 张相文从西北考察回到北京后，于当年秋冬，向张謇汇报了河套水利开发的情况以及干同春的事迹。张謇听后，既对“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有了新的认识，又喜得王同春这样的农田水利人才，当即决定致书五原县，聘请王同春为农商部水利顾问，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开发河套事宜。1914年冬，王同春父子抵达北京，住在张相文办的中国地学会。张謇、张相文与王同春三人畅谈水利并商量开发河套事宣，“终日无倦容”。不久即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三人决定共同组织成立一个开发河套农垦水利的垦殖公司，名为“西通垦牧公司”，立案于农商部。商定由王同春拨出五原县乌兰脑包地方附近土地十万八千亩（一说为五万四千亩）作公司用地，由张謇、张相文各出银2000元为经营资本，议定于1915年4月河套开冻之后开始试办。当时之所以将该垦牧公司冠以“西通”之名，既指河套，又是与张謇的家乡南通对称，与张謇在家乡创办的“海通垦牧公司”配套，同时亦与张相文“蔚西”及其考察西北有关。西通垦牧公司成立这件事在当时影响颇大，甚至连大总统袁世凯听说此事后，都曾召见过王同春，“令在西北为牧马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