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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支右绌的清末财政 　　武昌起义之时，清廷财政状况究竟如何？陆军大臣荫昌的一份手谕给予了披露。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立即派荫昌率兵南下。打仗无疑是一项烧钱的事业。因此，出发前荫昌先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八月二十六日(1911年10月17日)，荫昌在给下属的《关于拟借外债充军费饬军需司手谕》中说： 　　“臣昨晤度支大臣载，叙及财用艰窘情形，知部库仅存现银数百万。现在出征军费，需用方钜，正拟向外国银行借款，尚不知能否办到。……此次军务恐非旦夕所能蒇事，即用款亦恐非千余万不可。”(《清陆军部档案》，转引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P18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从这份手谕中我们得知，清廷国库大约还有几百万两存银。对比雍正、乾隆时期大清国库存银四五千万两，此时的大清国可以说是够穷的了。根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全年收入约白银2.97亿两，支出约为白银3.4亿两，财政赤字4400多万两。根据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度支部最后上奏的宣统四年全国预算表册，全国财政赤字4300多万两。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增兵防剿为理由，纷纷向中央要钱，但度支部给予的答复，不是“库款奇绌，万难筹拨”，就是“应俟息借洋款交到后，再由(臣)部酌量匀拨”。如九月初九日，江西巡抚冯汝骙请拨百万新币，朝廷答复说“库款奇绌，势难再拨，著由该省设法筹措”(《大清宣统政纪》之六二·五二)；九月初十日，面对朱家宝请拨50万两的请求，度支部回答说：“应俟息借洋款交到后，再由(臣)部酌量匀拨，以资接济。”(《大清宣统政纪》之六二·六八到六九) 　　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法日德等西方各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 　　袁世凯提出卖瓷器救急 　　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无奈之下，十一月十一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度支大臣绍英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以救目前之急： 　　“臣等日夜焦虑、计无所出，伏念盛京大内及热河行宫旧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属希世奇珍、全球罕见。昔自列圣留贻，本应敬谨保藏、未敢轻议，奈已至存亡呼吸之际，不能不求权宜应变之方，万不得已，拟请俯念特艰，将此项瓷器赏准发出、变价充饷，或可化无用为有用，稍救目前之急。”(《上谕档》) 　　变卖大内藏品，甚至是变卖瓷器，这并非首次。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就曾上奏：“招商售变圆琢瓷器十五万件，头号高丽纸二十万张，均按上次售变过价值。照例招商认买，先将价银交纳广储司银库后再赴各库领取物件。”(《奏为备赏并变价瓷器数目事》，《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5-0546-047)那次变卖的，除瓷器之外，还有高丽纸。咸丰朝，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咸丰帝还曾选宫中金器，熔铸后变卖。 　　以往的史书，大多只记载袁世凯请求变卖大内瓷器一事，但是否变卖等后续进展，则鲜有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赵尔巽估算大内藏品价值 　　袁世凯的这项请求刚得到了隆裕皇太后的批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方面第二天就获悉相关信息： 　　盛京制台德，密，顷同谒袁，惟以款竭为辞，宗旨莫测，奉热宫存各件，已有旨准售，第在京不易办，能由奉设法否？唐辞代表，国会无效。文(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点二十五分自北京，下午十点三十分给赵)(《赵尔巽全宗案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592，胶卷编号110，电报第5件) 　　按照袁世凯的计划，获准后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运京拍卖。 　　十一月十七日，赵尔巽提出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拍卖等工作： 　　“收东三省总督致内阁电(十一月十七日)昨奉大咨，奏准以奉天御用瓷器变价充饷，具见皇上激励军心不私一物之至意。惟派员估价运京售卖种种不便，拟请改为由奉天集外商趸售。现已饬员勘估，奉库所存大件无多，亦恐难得多价。此外，别项宝物亦祈奏准变价，或大款方能有济，乞钧示。巽蓧，并乞示朱司使。”(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遵办以奉天御用瓷器变假充饷事宜事》，《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档案编号：2-02-13-003-0683，缩微号：008-0191) 　　从电报最后的“并乞示朱司使”可知，此时袁世凯已派员(即朱司使)负责盛京大内瓷器的拍卖工作。赵尔巽在电报还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拍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拍卖的建议。 　　十一月二十一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三千万左右： 　　“宝物一部，今尚秘不发表。据闻此项宝物为数颇多，至少亦有万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