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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月期刊咨询网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投稿范文 “商业的发展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抗战爆发后大后方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起的作用 不言自明，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梳理与论评。但是，对于大后方城市商业游资的畸形发展对城市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之破坏与伤害，却鲜有论及，笔者抛砖引玉，就教于同仁。 摘要：抗战时期后方城市游资通过多种途径汇集。这些游资形成的原因在于资本的运利本性、后方城市工业基础差、 战争的影响和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导向的误区等，使大量资本“不愿、不能、不敢、不想”投资工业实体，从一般商 品货物囤积到土地购置，游资无所不炒。其对后方城市百姓生活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导致城市产业的空心化。城市的 繁荣随抗战结束而昙花一现。 关键词：抗战时期,后方城市,游资,危害 一、后方城市游资的来源 大后方工业建设资本缺乏，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就等于中国没有可供工业使用的充分资金。因为工业建设资 本之有无，和中国有无充分资金，在理论上原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事实上，工业资本的缺乏与商业资本的畸形增长在 大后方并存是普遍的现象，“不是有大量资金在发挥商业投机资本的作用。正做着囤积居奇甚至走私营利的事业吗？ 不是风传中国人在港沪的游资总数达30万万元（敌人杂志《经济学家》且谓约达55万万元）吗？”所以可以说，中国 虽感觉工业建设资本缺乏，然中国并不缺乏可供工业建设之用的资金。这些城市游资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一种情况是内地城市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这是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战前，内地商业资本总体上偏小，“所 谓商业，什九属于行贩，又什九制造若干种货品”，但大商业资本也不少，如战前1936年的重庆盐业公司资本达20余 万元，贵阳恒丰裕字号的老板帅灿章通过走私鸦片等，1942年“结算资金总额为500万元”。1932年，重庆专作烟土 生意的字号和土行就有永济、恒丰裕、明诚等17家，账面资金总额达3千万元左右。每年每家盈亏金额多者达20万元 以上。 第二种情况是沿海资本大量内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全国经济中心逐渐向大后方转移，商业大 发展的同时，沿海商业游资更是大规模集聚。1940年活动于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等大后方各重要城市的游 资数量达50亿元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港资本如潮水般涌入内地，其数量在100亿元以上。 第三种情况是银行、钱庄和产业资本的倒流。私人资本银行为自身利益所驱使，“套买外汇，坐收厚利，屯购物品， 待价居奇，或从事国外股票之投机，助长内地资金之逃避”。如重庆17家私营银行投资商业超过70%。投资工业不到 30%。 如果说，私人银行大量投资商业，进行投机活动是一种必然的正常的情况的话。国字号银行也大量的参与投机就很不 正常了，国家四行二局本来主要是用于工矿、交通事业，其数额和比例大大高于商业，但由于政府监管不力，加上逐 利的冲动，相当一批政府对工矿业的放款被借名转贷，转向商业，用于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某些有权势的官僚在向 国家银行申请贷款时，往往向四联总处施加压力，有时四联总处明知该项贷款并非用于生产，但迫于压力也不能不批 准，时人说：“查渝市商业资金约只20亿元左右，但最近每月交换总数曾达2千亿元。其溢出之数字，大多为国家银 行放款票据，其数之大。至可惊人。如以此或一部分资金变为商业资本，用于不正当之经营，其害之大，不难想象。 ”又如国家银行、信托局、战时建立的大后方各省营企业公司等纷纷投资盐业市场，垄断盐业的产供销各个环节，囤 积居奇，大发横财。中国农民银行备车100余辆，在各地承办食盐及其他专卖物质，成为其敛财的手段之一。 二、后方城市游资暴增的原因 为什么大后方城市的这些游资更多愿意投向商业而不是工业生产呢？ 首先，这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的。战时后方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商业利润高于工业利润，尤其是1941年以后物价不 断上涨。促使商业投机盛行。投资商业很容易赚钱，1938年重庆市的赢利总数约一亿元，“这些赢利，自然都是从抬 高物价上得来的”。由于银行利息高于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又高于银行利息。投机商业利润更大大高于正当商业利润 ，于是社会资金如潮水般地涌向商业投机，并使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许多银行把原来投向丁矿业的资金转向 商业活动。据统计，1939年重庆市15家银行的放款中有89%贷与商业，1940年重庆26家银钱业放款总额的96%以上投放 给商业，1942年重庆工商业资本中，商业资本比重占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