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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2017年1月14日，112岁生日的第二天，周有光去世。很难用寥寥数语，概括这位传奇老人。他通晓汉、英、法、日4种语言，生于常州，长于苏州，学于上海，游历日美，最终落叶归根。他的一生历经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代，见证了百年风云的变化。他是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由于博闻强识，他是沈从文眼中的“周百科”；他曾和爱因斯坦聊天下大事，就如同“拉家常”；他还和溥仪做过“饭友”，天天同桌吃饭。50岁，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之前，他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这以后，他转投语言文字，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初入校园的孩子们朗朗的拼读声，就是对他的永远纪念。但周有光的价值体现，汉语拼音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的熠熠光辉，更多的是来自一位知识分子在漫长时光里的文化坚守。 　　2014年3月，周有光曾经说：“自从85岁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个人生活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这个社会不断出现的变化。这是我退休以后，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世界公民的职责。”“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张小桌子，半间小屋子。”但就是在这间9平方米书房的书桌上一台碎花布包裹着的电子打字机中，飘出了一篇又一篇潜心思考和研究文化学、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宏大问题的短小精炼的文章，它们无一不浅显易读，却被许多人认为是“大手笔”。特别是百岁后依然笔耕不辍，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108岁出版《周有光文集》，110岁时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问世。在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正如拼音连接了汉语与西方语言，周有光晚年的著作则把人们带入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带。他近些年反复提倡要有世界观，扩大世界观。他看待天下大势，就是将世界与本土互为参照，使之彼此穿透，获得新的坐标。他说：“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我为什么不悲观呢？用世界的眼光看，没有悲观的理由。假如是国家的眼光，可能是悲观。全球化很重要，全球化必须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作为文化学者，周有光提出的论断之一是“双文化论”。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一度主张，“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一说法曾引起很大反响。但周有光不赞同，他99岁时写的《四种传统文化略述》一文形象地描述说，“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周有光认为，“文化像水，是流体，不是固体；它永远从高处流向低处；如果筑坝拦截，堤坝一坍，就会溃决。文化有生命，需要不断吸收营养，否则要老化，以至死亡；古老的文化摇篮一个个化为乌有了，只有中国巍然独存，但是处于第三世界。文化有磁性，对外来文化，既有迎接力，又有抗拒力；是迎是拒，由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来决定。文化像人，有健全、有病态、还有畸形。”这篇名为《漫谈“西化”》的文章，1987年发表于《群言》杂志，当年被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文章。 　　有人说，周有光百岁后“不是坐在小屋子里写文章，而是已经走出小屋子，在主持一个启蒙大会”，“读他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 　　晚年的周有光始终保持批评立场，起码在同年龄段的文化老人当中，他是少有的坚持说真话、坚持批评的一位。比如他认为“国学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世界上有许多国学，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学’呢？”这个词在他看来，反映的是人们太固守的心态。他在111岁的时候发出忠告，“不许批评的真理是伪真理”；对于“大师”称谓泛滥，他说“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和有些“大师”以年龄为傲不同，周有光把年龄当武器用，那句“现在我已经老到可以说出真话了”，尽显斗士风采。 　　2016年1月13日，是周有光的111岁生日。在亲友的注视中，他执意要求，生日蛋糕上并排插着寓意“111”的三根蜡烛，只能点燃一根。他的外甥女毛晓园回忆，舅舅这么做的理由是，自觉“111岁，还是一事无成，相当于1岁”。与此同时，他还向家人表示，自己以后要“少说空话”。周有光曾经公开表示，一生中没有不得不说的假话、违心话。在“谎话连天”的年代，“我就不讲话”。 　　当然，周有光先生的观点不一定全都正确，但正如学者秦晖所言：周有光先生真正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其著述有多高的水平，而在于其在109岁的高龄仍然焕发青春，“他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年轻，现在的社会非常吊诡的是，一些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木乃伊的味道，我们面对最可悲的现实是年轻人年龄还是壮龄，但思想已经行将就木，但周有光先生的语言越来越让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