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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喜欢稳定中狂肆的人人物周刊:你对大陆的电视节目怎么看? 王伟忠:很多台湾的制作人想和大陆合作,市场大,也多了服务观众的机会。我并没有那么积极。第一是在台湾也够忙,台湾节目都没做好,有什么资格去大陆做?第二是台湾电视涵盖有线电视,比较自由,形态可以有很多很多种,而且都是制作单位为主,制播分离得很厉害 台湾制作公司很多,和日本一样。我们想做东西给电视台,电视台觉得可以做,就给制作费。大家谈谈版权,就行了。好的继续播下去,不好的就收掉 大陆制作公司的制度还没成型,很多内容都还需要送审。台湾制作人要发挥创意,会有一点困难。另外,节目和当地的文化契合,才是好节目。引进,抄一些外国节目进来,再怎么做都有体无魂 人物周刊:你入行时,过年时台湾也有类似大陆春晚的电视节目,那时政治会对综艺节目产生什么影响? 王伟忠:刚开始我们做刘文正专辑介绍,唱什么歌、说什么话都要写好剧本,要送审。那时候很麻烦的,但很有趣。电视台本身也会审,政府的新闻局会管电视内容,给你定比例,比如说要唱4首歌,3首歌唱完以后一定要唱一首爱国歌曲 另外一个就是风俗:旗袍开叉到什么地方,有尺度的,不能开太宽。女人的乳房能够露多少,也有尺度的。那时候我人比较横嘛,我问新闻局的人,这怎么衡量呢,是从乳晕部分开始往外打圆周么?新闻局和编审那时候发生了很多冲突 1980到199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和现在大陆整个氛围很像,开始准备百花齐放百鸟齐鸣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做政治讽刺节目。我做的《连环泡》在华人区非常轰动,第一个打破禁区的就是我们 从那时开始,我节目中有一个系列是做政治讽刺。那个时候很辛苦啊。为什么要做政治讽刺类的节目?因为节目不但要能立,还要能破。社会文明也是不能光立,有时候要打破一个东西。《连环泡》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台湾整个综艺节目,从只唱歌跳舞、歌功颂德,变成有多样性的节目 人物周刊:把节目由娱乐向政治讽刺方向转,对你个人有何影响?为什么这么选择? 王伟忠:当然因为我个人是学新闻的,就比较自由派,从小就是小祸头子一个。其实政治讽刺只是一部分,我是用喜剧来诠释。所有节目都是人情世故,通过一些漫画喜剧的表现和新闻素材、时事相结合 我的表演不光是讽刺,我叫它新闻综艺。台湾经济起飞,整个社会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元。不是时势造英雄,就是英雄造时势,互相会有影响。那个时候台湾可能就像你们今天,几年前有些人会说你离经叛道,会说你太过自由派,但是慢慢也会成型 人物周刊:台湾的很多节目主持人在大陆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你提拔了很多优秀的主持人,你怎么评价他们? 王伟忠:台湾的主持人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和大陆的一些主持人一样,严丝合缝的,就是拿个话筒,非常准确,报幕式的准确。做《连环泡》时,胡瓜、澎恰恰,后来吴宗宪、郭子乾这批人加入了 说句不好听的,那时候进电视台还需要达官显贵介绍。我的做法其实改变了台湾电视行业,没有什么关系也可以进来,这很难得。制播分离后才有这样的能力。胡瓜最早开始,主持人就不再赢得尊敬,只要赢得喜欢就好了――可以自嘲啊,耍宝啊,观众开始改变了:哦,原来这些人是很亲民的,就从仰视到平视了 以后大陆慢慢也会这样的。我常说主持人是服务业。主持人就和请人到家里做客一样,要让你感到很舒服,这很重要 吴宗宪呢,我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表里一致,自娱娱人,他真的值得尊敬。他对任何人都蛮平等的。当然对大陆来讲,我觉得他太放了。有几个人还不错,比如陶晶莹、阿雅等等。小S有时候都不太适合大陆的市场,但是你把她压下来,她就不好玩了 有些人收放自若,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天才,另一种是岁月。人到了一个阶段才能达到亦庄亦谐 人物周刊:你觉得台湾哪个主持人这方面最好? 王伟忠:陶子最好。男孩子里面我觉得康永还不错 吴宗宪真的非常好笑,但是现在开始做生意了。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幽默,会好玩?宗宪是相信平等才会自嘲。他的谐很好,他的庄,还不能完全到位,所以他大型的晚会还没有胡瓜好。胡瓜懂得藏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还蛮清楚的 小S是个很自由的“花瓶”,如果你真的给她个盛大的晚会,让她玩,她也不愿意担纲。她不愿意当第一名,她自己很认辈儿,完全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也完全知道自己不适合做什么。她要的不是多大的荣誉,她要的就是很舒服地和大家在一起。大S已经不太主持综艺了,努力想做好演员 一般来讲,艺人有3种个性――演员个性,歌手个性,主持人个性。主持人个性是在家时希望别人来家里玩,哎来来来,我跟你讲这个那个。看着你们快乐他就很快乐。小孩的朋友来你家做客,父亲懂得耍宝,这种父亲最好。要懂得耍宝,孩子才会和你接近。不然孩子和你越来越有距离 演员个性是有点自闭的,大S就有点自闭。就是自己每天在家里东磨磨,西磨磨。演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