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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粹主义的批评不是一蹴而就的 德国的政治家必须措辞严厉地抨击纳粹主义，这已经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 这家研究所的全称是格奥尔格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成立于1975年，名字来源于格奥尔格1974年去世。该研究所以研究历史、地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教科书为主 法尔克Falk Pingel），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学博士，是格奥尔格68学生运动，“那一代的青年人对纳粹历史都爱刨根问底”。1999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还送女儿到天津学过半年中文 研究所的中国专家施耐德女士（Claudia Schneider）有个很好听的中文名“施梅笛”，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先后在成都和北京呆过 如果政治家胆敢说出半句对纳粹有利的话，第二天他就得下台 人物周刊：在整个世界上，至少在中国，德国的历史教育被认为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您认为德国的历史教育是成功的吗？ 平厄尔：德国对纳粹主义的反省是很深刻的，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这样深刻的自我批评，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对纳粹主义的批评也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并不是像有的人以为的那样，这是一蹴而就的 施梅笛：我想补充一点，我自己上学的时候，XX年是反对纳粹主义和新纳粹运动的，当然也有一个为数不少的群体，约15%的青少年，支持排外思想，带有纳粹主义的倾向。很难解释这种运动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不觉得，真正意义上的新纳粹运动扩大了，我觉得是排外势力扩大了，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那些把历史上的纳粹分子作为自己榜样的团体缩小了，而敌视外国文化的势力在增强，比如现在有的人排斥跟伊斯兰世界有关的一切东西，这是一个更为危险的倾向。这些人并不是新纳粹，他们是排斥与自己生活不同的东西，而这种情绪有扩大的趋势，所以我觉得这种倾向比新纳粹更加危险 人物周刊：那这种排外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平厄尔：传统的解释是：有的人觉得被社会抛弃，找不到工作，认为自己前途渺茫，逃避现实，把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在社会上寻找发泄对象。同时德国的一些情况也似乎证明了这种观点，比如前东德的联邦州失业率很高，排外情绪十分严重 但是更详细的调查表明，有些排外势力的骨干分子家庭条件很好，被社会抛弃这种理由在他们这里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问题在于缺乏社会关注，无法摆脱孤独感，他们希望寻找紧密的团体，能够让他们有种归属感，这种团体对内团结，对外却是排斥的。在德国社会普遍对纳粹运动嗤之以鼻的情况下，如果想要引起别人注意，就搬出纳粹主义进行挑衅 施梅笛：有意思的是，外国人越少的州排外势力反而越大。如果你的朋友中间有很多外国人，如土耳其人、俄罗斯人或者意大利人，你就不会觉得外国人的形象很差，但是如果你一直和德国人呆在一起那就不一样了，你没有接受到这个社会的多样性，跟外国人没有接触。我认为这其实是对未知的外国文化的害怕 日本人没有体会过彻底失败的感觉 人物周刊：为什么日本和德国同为二战战败国，对于这段历史的态度截然不同？ 平厄尔：（笑），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啊。我认为，战后的德国笼罩着失败的感觉，德国人感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被打败了，经济上、物质上、意识形态上，所以德国人愿意寻找新的方向。日本在这一点上显然很不一样，虽然我不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但是我似乎觉得日本人没有过这种完全战败的感觉，因为日本不像德国一样被完全占领，盟军一直打到自己的首都，战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战争也在德国的国土上进行，而这些都是日本没有经历过的 虽然日本也被原子弹轰炸过，但是如果不考虑周边小的岛屿的话，在日本的领土上是没有进行过战争的，而且日本的天皇也得到了保留，而德国的政治领导层全被赶下台，所以日本从一开始就保留了比德国更多的传统的连续性 施梅笛：我赞同这个观点。有的日本人觉得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战争，并不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有战争罪行，但是就像每一场战争都会留下战争罪行一样，对道德上的罪责并没有进行激烈的讨论 平厄尔：纳粹政体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非正义的政体，而这个政体是从1933年开始的，不是在1939年，所以战争被看作是这个非正义体系的后果。而日本不同，虽然日本的政体带有专制的特点，但是战争爆发之前没有人说日本的政体是罪恶的，而只是在战争之后才这样说，这也是一个区别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中国人，中国人是多种多样的 人物周刊：您觉得东亚国家，如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反应是否合理？ 施梅笛：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韩国人或者中国人觉得受到了攻击，引发了内心的愤怒，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德国和日本媒体说，这一切都是中国政府组织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