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是党群众路线形成重要时期.docVIP

苏区时期是党群众路线形成重要时期定义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1929年至1934年的苏区时期，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得以孕育并形成的时期 一 党在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尽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的原则，然而由于此时的党或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或合作于执政的国民党左右，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缺乏产生群众路线的条件与动力 土地革命战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在中共苏区，处于执政地位的党，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密切自己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更好地争取、团结、依靠群众，做好各项工作，实现革命目标 当时，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红色割据区域，无一不处于敌对势力的白色包围之中。自身还很弱小的党和红军，要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进而一步步实现革命目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苏区的劳苦群众。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离不开他们；发展生产，保障军需民食离不开他们；开展各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斗争和建设离不开他们；争取历次反“围剿”的胜利离不开他们；就是党自身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他们。可以说，离开了苏区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支持和参与，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都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在处理党群关系中，如何有效地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需要党予以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关键问题。例如，在打土豪分田地阶段，有的贫雇农竟然不领情，不肯去住苏维埃政府分给他的地主房屋；在发展生产、改良生活方面，有的贫雇农不愿下工夫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只求眼前温饱；在防病治病、卫生保健问题上，有的群众宁愿信神拜佛，也不要红军医院的西医西药诊治预防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此前所能碰到的，也不是过去一套硬办法所能解决的 中央苏区形成后，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进行土地革命过程中，依照苏区实际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完善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掌握了按田亩谷担（实收产量）分田的简便办法。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过程中，发现、总结并推广了群众首创的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妇女学犁耙等先进经验，挖掘、扶持了苏区各地传统的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生产项目，如铸造、白铁、织布、打草鞋、烧石灰、熬硝盐、制樟脑等。在防病治病、保障军民健康方面，充分利用苏区的草医草药，收集、推广民间偏方验方。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并向群众负责的基础上，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实践的成果 综上所述，可见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于苏区时期。它是党在苏区的斗争实践和自身建设深入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党和人民群众互动共进的结果 二 党的群众路线源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在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项英、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都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很早就对党和红军的宗旨，特别是关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正确开展群众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等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认真解决。1929年月12月，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在剖析四军中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来源之一，在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后，指出纠正的办法是“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1933年春，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从前方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后，在指导中央苏区的扩红、查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群团工作实践中，通过调查研究和亲身参与，对密切党群关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更好地动员和依靠群众做好各方面工作，为群众谋利益的思考就更多了 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毛泽东断言：“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因此，在宣传上，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分别召集干部分子、工会和贫农团、群众开会，层层动员，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查田的目的、政策和步骤。在决定剥削者阶级成分时，“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