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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时期党成功开展政治动员原因浅探［摘 要］ 苏区时期，党和政府的民众政治动员无疑是成功的。其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党和军队对政治动员工作认识到位；二是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三是创新政治动员内容和形式，提升政治动员的绩效 ［关键词］ 政治动员 动员主体 动员客体 动员形式 动员内容 所谓政治动员，是指“获取资源（这里主要指人力资源）来为政治服务的过程”［1］P102，即一定的政治主体运用通俗生动的形式，自上而下激起动员客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自下而上参与政治活动，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2］P251。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条件下，一步步地创建、发展巩固的根据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苏区群众的广泛支持。出现这种可喜局面，无疑是党的政治动员工作成功开展的结果。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成功开展苏区政治动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为当前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借鉴 一、强化对政治动员工作的认知，提升政治动员工作的地位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政治动员的主体。政治动员的开展及其绩效，首先取决于动员主体的动员意识是否到位。因此，强化党和军队对动员工作的认知是苏区政治动员工作的重要一环 井冈山斗争初期，人们误以为“部队是打仗的，宣传是卖假膏药”，致使“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由于对群众进行宣传动员未被党和红军普遍接受，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3］P192，故宣传工作不尽人意，“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边区“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给军事斗争带来了极大不利。由于红军在实践中遇到种种困难，因而加深了对宣传动员工作的认识，对群众教育动员日益重视，不断加强 朱毛红军首创宣传兵制度，即“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队、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5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名叫宣传兵。他们“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另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红军达到一个县城只要三个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4］P369“这时侯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及是一与十之比。”［5］P675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政治动员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古田会议决议案对专职宣传队伍作出规定：以支队为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宣传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又分为若干分队，“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各支队宣传员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支队分开为若干大队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红军中的直属队、纵队及全军等各级机构下所设的宣传队皆受相应的政治部宣传科。［5］P821同时，红军对动员工作进行了规划，制定了政治动员的10种材料，这充分地体现了将对广大群众的政治宣传教育看成是党和红军“第一重大工作”的思想，多次强调“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能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5］P818 总之，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党对群众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把政治动员工作放在党和军队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推动了苏区政治动员工作的发展 二、加强党和军队的自身建设，提升政治动员主体的形象 党及其各级机关与军队是群众动员的主体，主体自身的形象与亲和力的培育直接关系到群众这一动员客体对主体说教的认同感。因此，党和红军在苏区政治动员中始终强调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自身形象，增强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亲和力 一是严明红军纪律。红军是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军纪军规十分严明。如红四军早在1929年全军上下就形成了“三大纪律”：（一）不准乱拿工农商人一点东西，如因战争急需，红军亦只会事先向群众征借，事后定会原本奉还。如在大柏地战斗前红军部队借用群众的粮食和食品留下的欠款，在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东进入闽重返大柏地时全部主动如数还给群众；（二）打土豪要归公，不留一丝私产；（三）一切行动听指挥。至于红军的日常生活条规不仅细化且十分严格：强奸、乱烧乱杀、毁坏人民财物均处死刑；赌博则没收其所有金钱并决定一个月内不发零用钱；嫖妓则以夜不归营之罪，因嫖妓而滋事者，量其大小或处死或罚勤务或打屁股或打手心，其余比较细小之错则按其轻重处罚之。［4］P367 二是官民一致，官兵一致。在红军中没有官兵之间的等级制与待遇差异。红军中“官兵薪饷穿吃一样”与国民党军阀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