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微因和应县木塔.docVIP

梁思成林微因和应县木塔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梁思成的姐夫正在那儿做中国总领事。这对新人真是门当户对，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领袖，后来做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同僚，做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婚后，梁、林二人越洋到欧洲旅行，然后经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到国内。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林徽因则在同一所大学的美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经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安排，回国后他们即到沈阳的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1931年4月，梁思成夫妇辞去了东北大学的职务，离开沈阳，回到北京，应聘到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这是一个私立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做校理。其后的6年里，他们夫妇二人有机会到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地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营造学社南迁为止。这6年的野外调查和实测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梁思成读到了一份日本考古学家有关中国的考古报告，在这份考古报告中，记述了山西大同及周边地区的一些古老建筑，报告称在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应县小城里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木塔，当地人称作”应州塔”，这让他非常兴奋。但是日本学者研究的兴趣是那些古老的佛像，报告中关于建筑的描述很少，他甚至不能肯定这座木塔现在是不是还耸立在那儿，还是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如果还在，又是一个什么样子，一切都无法知道，这使得梁思成寝食不安。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系统的建筑史学，中国古代建筑也没有系统的名录，甚至中国建筑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都还是一个谜，那时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还没有发现一个，而存世的宋代营造法式还有许多晦涩难懂的地方，如果真的可以找到一座唐宋之间的辽代木建筑，那会帮助他们抓住中国建筑史中许多重要的关键 1933年10月7日天津《大公报5期有一篇署名林徽因的《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里写道：”我最初对于这应县木塔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热心，原因是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最难受的一点是他根本还没有看见过这塔的样子，连一张模糊的相片，或翻印都没有见到!” 心切的梁思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想象应县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一个或者几个照相馆，他写封信去请照相馆的主人拍摄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寄给，他会如数支付全部费用。他真的就写了封信，信上将前因后果写了个清清楚楚，信封上的收信人他写了”山西应县最高等照像馆” 有一天早晨，他们终于收到了寄自山西应县的一个邮件，寄件人的地址是”山西应县某某斋照像馆”，邮件里面正是梁思成渴望已久的应县塔照片。照相馆的主人是一位雅士，他并不要钱，而是请梁思成寄一点儿北京的信纸和信笺给他作为照片的报酬，他在附信中写了因为无论应县还是大同都没有一间南纸店。这里说的信纸和信笺都不是我们今天随便可以看到的样子，那应该是用宣纸精心印制而成，因为宣州在长江以南，所以宣纸也称南纸 据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3、4期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1933年9月4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和一位仆役，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上车，经张家口，到山西大同。考查了大同善化寺、华严寺及城内钟楼、东南西三城楼，9月9日夜林徽因离开大同回北京。9月17日终于来到了山西应县。在《闲谈》一文中写道”......让我们来夸他一句有志者事竟成吧，这位思成先生居然在应县木塔前边--何止竟是上边，下边，里边，外边--绕着测绘他素仰的木塔了。”不久，刘敦侦离开应县返京，9月24日梁思成、莫宗江完成应县木塔的调查，回到大同 其实1933年10月7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那篇署名林徽因的《闲谈》一文的真正作者显然不是林徽因，而是梁思成。因为林徽因1933年秋天根本没有去过应县。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至9日午，返抵大同。下午至善化寺工作。是夜送徽因归北平，17日赴应县，调查辽佛宫寺塔。敦桢自应先期回平。24日思成与莫宗江由应返大同，加摄诸寺像片，及量壁藏尺寸者一日。”《闲谈》一文中：”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我也因为想到我们和应塔的特殊的关系，悔不把你硬留下同去瞻仰。家里放下许久实在不放心，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可恨。”走的并不是梁思成，而是署名作者林徽因，这让一些读者产生了歧意 《万象》XX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