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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人学思想研究综述[摘要]本文简要概述国外（主要是日本）对李大钊的研究状况，其次是详尽概述国内对李大钊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精神文明思想等人学的研究状况，最后指出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李大钊；人学思想；综述 人学就是研究人的学说，主要的任务是探讨和把握人的本质，全面揭示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以及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服务。[1]在马克思学说中，人学思想理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人学思想在李大钊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现代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锋，李大钊的生平、思想和活动备受国内外学者专家的关注 一、国外对李大钊的研究状况 1913年冬至1916年夏，李大钊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此期间他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日本学者的李大钊研究较其他国家更为活跃和成熟。日本学者对李大钊的研究最初是为了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源流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加以反思为主。属于这一派的日本研究者主要是里井彦七郎、野原四郎、西顺藏、丸山松幸、后藤延子，斋藤道彦等人。总体来说，日本学者的研究都是侧重于对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日本的思想来源关系研究。他们通过收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期的事迹和资料，分别研究了李大钊在日时期思想的变化过程。他们普遍认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来源是受其导师河上肇、学者幸德秋水、安部基雄、茅原华山、丸山幸一郎等的影响。其中主要代表作品有：后藤延子,王青的《李大钊思想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森正夫, 韩一德, 刘多田的《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齐鲁学刊》，1987第1期）；石川祯浩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社会科学研究》XX年第3期）；斋藤道彦的《介绍日本研究李大钊的概况与我的看法》，（《中央大学论文集》第17号，1996）；后藤延子的《李大钊与日本文化一河上肇》（《大正期杂志》，1990） 二、国内李大钊人学思想研究现状 国内对李大钊的研究集中于对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学思想、现代化思想、以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与历史人物的关系、生平事迹等。而对于李大钊思想的复杂性，尤其是对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独特理解方面仍然是有待探讨。在李大钊的人学思想研究方面，目前国内还没有李大钊人学思想的专著出版。袁洪亮的《中国近代人学思想史》（人民出版社，XX年版）也只是把其作为一个章节来进行讨论。散见的文章中，绝大多数都是李大钊人学思想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李大钊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精神文明思想等 1、李大钊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李大钊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对李大钊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研究的视角比较新颖，范围比较广泛。集中体现在对李大钊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变、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剖析、对国民性成因的探讨以及对国民性改造途径的探讨四个方面 对于李大钊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变过程，郭国祥认为，李大钊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萌发于辛亥革命时期，形成于五四前期，在五四后期飞跃，奠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改造国民性的第一座丰碑。[2]袁洪亮则把李大钊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经历概括为由传统民本主义“人心风俗”的改造，到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立宪国民”的塑造，再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过程。[3]吴汉全则细致划分为1912至1915年是李大钊对国民性探索的起始阶段；1915至1917年是探索的初步阶段；1917年至1918年是探索的深化阶段；1919至19XX年是对国民性探索的成熟阶段。[4] 对于李大钊对国民性弱点的剖析，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归纳概括。其中主要的观点有：吴汉全认为李大钊把国民性弱点归纳为：英雄崇拜、贤人政治思想；好同恶异、缺乏主见的文化心理；尚情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的处事方式；过度的物质奢求和强烈的官本位意识。除此之外，郭国祥还补充了三点：皇权思想，缺乏自主人格的草民意识；奢侈之风盛行；无道德、无理想、无节操、无信念、自私虚伪。[5]俞祖华把李大钊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归结为：在古与今的关系上，表现为崇古轻今，固执保守；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表现为自贬奉人，泯灭个性；在对内与对外的关系上，表现为怯于外敌，热衷内斗。[6]赵传海则简单地归纳为：固执保守、贪堕成性、克己奉人、自残内斗。[7] 李大钊在揭露国民性弱点的同时，也深入地揭示了产生这些弱点的根源。学术界也注意到了他对国民性弱点成因的探究，并对此做了详细的研究，简单归结起来最普遍的是持以下两个观点：1、在政治上是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文化上是腐朽的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