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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语言 林培瑞 普林斯顿大学 四十年前我是哈佛的大学生，今天颇有还乡的感觉。1963年， 我十九岁的那一年，是在我们今天开会的这栋房子里人的中文门。 启蒙师赵如兰严格又慈祥 （今天下午赵老师到会）；我呢，四十年 来游走了许多地方，过了许多日子，突然发现人已经半老不老了。 有趣的是，赵老师当年给我打的底子却没变，教我的北京腔依然 未改。因此今天自然想到唐代诗人贺知章的那句 “少小离家老大 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近年来太阳穴上长了白毛，连 “鬓毛衰” 的条件都符合了。 我今天的题目是“高年级的读和写的问题”。先说 “读”的问 题，我记得我在哈佛念四年级中文的时候，读的是胡适的 “四十 自述”。我备课的方法到现在还记得，基本上是读两个字，想两个 字，再读两个字，再想两个字，这样 “读”下去。把文章当成很 长的词汇单来念，目标是考自己懂不懂每一个词儿。第一个—— 好！知道了。第二个——行！也知道。第三个——哎呀！得查。 这样一个一个念下去，但是读完之后，几乎完全不知道胡适想说 明什么意思。两年以后，进入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我想了解中 国二十年代小市民阶层的心理，决定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目 标和方法就相当不一样了。不要求自己对每一个词都彻底明白， 主要想掌握故事，理解人物。上大学的樊家树，唱大鼓的沈凤喜， 侠气的关秀姑，洋化的何丽娜，都是很有意思的人物。在读的过 程里，遇见不明白的词汇或用法，我不一定查。要是能猜个差不 多的话，也就算了，继续读，沉浸在我对故事和人物的兴味中。 我相信我的经验不是个别的。很多西方学生，到了三四年级 的时候，大概都需要从 “读生字”过渡到读意思，读内容，这是 先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把语言当作目标；在第二个里， 把它看作手段。第二个阶段 “跳字”的方法有代价，这一点我承 认。但不发展到这个阶段也有代价。老把文章看成生字单，不发 展到 “活语言”的层面，代价就更大。这是因为学生读内容、读 意思的时候，对语言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吸收的效率更高。掌握内 容有它自身的价值，但我想说明的并不是这一点。我的意思是： 学生读内容的时候，他掌握语言的其他方面，包括词汇、用法、 成语，文法等等，都更有效率。 怎么会是这样呢？读内容与培养其他方面的语言能力为什么 有必然关系？我不知道。这是人脑运作的问题，是个自然的现象， 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许将来我们的生物系的同事们能 够研究出答案来。目前只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描写这个现象，我 个人喜欢用 “活语言”与 “死语言”的对比来描写它。人脑比较 善于吸收活语言。我说 “死语言”这个词也许过分一些，但我的 意思是：切成碎片的生字单类型的那种语言，与那些有内容、有 上下文、你碰它，它咬你的那种活语言是有区别的。 我向来不喜欢生字单，认为生字单只是 “必要的恶”，即，利 弊并存的东西。在教学的具体过程里，我们很难避免生字单，但 这些字单会在学生那里造成一种非常有害的误解，认为语言是一 种刻板的标题系统，甲语言和乙语言之间都有 “等同词”的标题， 把标题 “对上号”就完了。实际上，不同的语言里头在意思和用 法上完全等同的东西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比如中文和英文，包 括极其简单的词汇，有没有完全相同的？“桌子”和 “table”一样 吗？太不一样了！“桌子”是抽象名词， “table”是具体的，而且 英文可以 “table（搁置）动议”，中文没法子把它给 “桌子”了， 同时中国人可以吃一桌菜，洋人“eatatableofanything”就得噎 死。“书”和 “book”也显然不一样，比“桌子”跟 “table”的 关系还复杂得多。“行”不是“go”，“go”不是“去”，“去”不 是“leave”，“leave”不是“走”。我们要是允许学生以为中文和 英文有很多“等同词”，那我们不但误导学生对语言性质的认识， 而且是在他们学中文的旅途上设障，甚至把中文先给杀死了再把 尸体递给他们去 “学”。 可惜，这个糟糕的态度在一部分西洋学术界里头已经根深蒂 固。十八世纪以来，西洋的传统汉学(Sinology)对汉字的看法几 乎是拿它当密码或暗号看。先把汉字翻成英文 （或法文，德文， 等），然后用外文去进行一切学术和思维。碰到一句“有朋自远方 来”，好，先看看 “有”是什么意思，再问问“朋”怎么讲，一 个字一个字来，仔细得不得了，最后也不能说没有学术成果，但 一切思维都是用外文想的；说的、写的、想的都是外文，中文就 变成死语言了。这种学问尽管可观，可是永远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