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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病理学（一）犯罪的本质131塔尔德（Jean-Gabriel?Tarde）说：“社会中的天才之人属于社会，但罪犯同样属于社会。如果社会因为犯罪而敕封自身以公正的头衔，她应该因为其他方面而惭愧和忏悔。罪犯的行动属于他自身，但犯罪属于社会”。我们已经简洁、有效地陈述了犯罪的社会性质，这是一个学说，不像土壤学家猜测的那样现代的学说。古代的学说是，社会群体应该为其成员中每一人的行为负责，责任的单位通常是氏族（clan）或村庄组织。世界上好些地方，尤其是中国，在现今刑事问题处理方面仍然遗留着旧秩序。在罗马法的影响之下，施加在个体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人身上的压力日益增强，其他人却不为自己负责。在现代文明化进程中，基督徒们的普遍影响已经朝着同一方向延伸，这归因于原罪学说（the doctrine of Sin）比社会体学说（the doctrine of the social body）更加突出，后一种学说用使徒保罗（Paul）的话语教训道：“如果一个成员蒙受苦难，所有成员同受之。”相比于将犯罪原因问题之分野（the line of cleavage）陈述得如此清晰，社会与个人都对犯罪负责更容易感受到。然而，指出犯罪由社会自身引发，可能是值得的。我们不妨忽略由未经组织的社会冲动引发的、以暴动群众的形式呈现的违法行动，去考虑基本上属于社会的、以国家形式呈现的的违法行动。当一个国家为了增加所占有的财富或领土而蓄意地发动侵略战争时，其犯罪行径简直与个人偷盗或谋杀没有两样，尽管说服这个国家发言人引导于己不公正事务的方向是不可能的。132陈述一个能够以同样的精确度吸引每一个国家或社会组织的学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困难的。于现代人而言，暴虐统治一定被视为阻碍进步且镇压个人自由活动的犯罪。另一方面，一个集权政府在社会演变的特定阶段——通过它的机械力来保证国家的团结，能够利用它的所有物力财力，并因此保证社会组织强大到足以抵抗它的敌人——是有用的。毫无疑问，在政治发展的特定阶段，独裁者自有用武之地。从人道主义观出发，战争确定无疑地是社会犯罪，战争还通过将强权赋予优等种族，增加他们的人数，提供给他们新观点、新动机，以生命的放大来粉饰它的贡献。战争在本质上是非法的，将这种非法性置于法律之下的国际协定的增加是现代历史的奇物之一。关于两个国家陷入冲突时将会采取何种措施，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联合起来签署明确的协定。近年来似乎采取了普遍的努力以使战争尽可能变得人道，而且，强权与同情之间的矛盾已经被忽视，只为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非战斗人员和他们的（非军火）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另一个信条，不那么正式但含蓄地表示，就是两个竞争民族之间的和平状况必须服从于强权。早期社会的刑事法律极少，因为那时的国家主要寻求保护自己。因为违反了由宗教尊严维持的部落习俗而引发的犯罪将会遭受严厉惩罚，而针对个人的攻击大部分留待他们自己和所属家庭群体来处理。复仇的法律在所有的原始民族中得到承认，立法初期产生于努力调节人们在行使自然权利时混乱的激情。原始正义寻求规定同态复仇法的界限，没法为此找到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更好的定义了。133立法的进一步发展引入了一个罚款（fines）制度，针对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攻击可以根据犯下的伤害来支付数量不等的金钱以便于弥补。这些付款，最初似乎进入了个人的腰包，后来经常由国家收取，有时也在伤者和公共当局之间划分开来。这是刑事法律演变的进一步。政治犯罪在每一个时代都被承认，但是它的定义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政治犯人的处置与其说是针对司法的考验而不如说是针对行政之安全感的考验。因此政治罪名并不成立于公共伦理之上，而是成立社会观点之上。它需要扩展的和特别的研究来预示不同国家中法律和行政的多样。在巴黎，监狱为政治罪犯如诽谤的记者空留位置，这似乎是那个城市中最理想的约束之地。在俄罗斯，政治罪犯扰乱公共安全的基础，他们处置起来比大多数其他罪犯更严厉。公共官员无法恪尽职守或获得荣誉，即使他们经常被允许继续从事公共事务且从来未被定罪，这类特殊的犯罪作为罪恶之源传染给领导人群体。社会骚乱总是起自很多人相信社会秩序被设计用来给予力量和优势（而非软弱或贪婪）以令人垂涎的机会。社会经济状况与犯罪容量紧密相关。极端的财富与极端的贫穷密切相连而同时发生，正是社会状况的不平等增强了贪财之欲，然而资源的匮乏阻碍了个人的发展，连一般的社会标准控制下的个人发展也难以满足。若非自然原因，贫穷有时被视为犯罪的永久同伴，但是贫穷有两种。诚实的贫穷，其增长出于不幸，不是犯罪的原因，这一贫穷是不情愿的，但那甘愿的贫穷源自与触犯法律直接相关的恶行。相比于受其财富或地位所庇护的社会阶层，穷人犯错更可能受到侦查和惩罚。失业者犯罪更多，部分地因为他们的品行标准更低，部分地因为他们的必需品经常遭受压榨，部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