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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时代二孩生育阶层差异探究 　　摘要：已有研究从数据上证实经济条件是影响二孩生育的关键要素，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阶层差异的视角切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不同经济地位家庭的生育意愿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在现代生育观念占主导的地区，布迪厄在《区分》中所述的生育阶层差异现象对于当下中国的生育研究很有启发。笔者在2013-2015年期间有针对性地选取上海、江苏、山东、江西、福建、广东六省市的40个城乡家庭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二孩生育实践并非与生育政策的开放保持一致，上层直截了当地生育二孩，中层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为强烈且实践可能性较大，而下层放弃二孩生育的可能性最大。消费社会下的抚育成本急剧攀升、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和生育惯性的影响从不同侧面解释了这种生育行为阶层差异的形成机制 关键词：二孩生育；阶层差异；生育成本 一、问题的提出 在面临生育水平长期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未来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这一系列人口问题的前提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一决定公布之时，笔者正在法国学习，一位法国朋友兴奋地告诉我：“你们中国人可以自由地生育第二个孩子了。”可我却在思考，严格执行了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结束了，但是中国的全面二孩时代真的会如期而至吗？ 生育观念及行为事关国计民生、种族绵延，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两种生育理论主要是“成本论”和“文化论” “成本论”是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包括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数量一质量替代”理论以及代际财富流理论等，其核心观点是“生育是理性的”，成本和效用是夫妻做出生育决策的根本依据。“成本论”从妇女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解释其减少生育数量的原因，将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进行分析，效益最大化是影响人们生育决策的主要原因，强调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这种理性化的生育理论对国内的人口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理性考虑成为研究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李建民从生育革命的动力机制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生育革命动力结构的理论模型，并根据主导动力机制的不同类型把生育革命划为三个阶段：死亡率转变驱动阶段、生育意愿转变驱动阶段、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目前，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并非生育意愿的减少，而是抚养成本的提高约束了人们的生育行为。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等变量之后，经济成本对二孩生育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随着生育成本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行为会保持较低水平。经济因素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变量，人们的生育行为进入“成本”约束阶段。成本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的生育数量会随之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收入水平与孩子数量呈负相关。然而，当下中国“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屡见不鲜，这类富人收入非常高，抚养孩子的成本也很高，但相对于其财富而言，生育成本的相对比例并不高，因此他们仍然会实践多孩生育。由此可见，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数量并非随之减少，成本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富人多生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社会文化分析着力将生育研究置于中国本土文化（如儒家文化、家族文化、乡土文化等）之下，主要是分析男性偏好和多子多福的中国生育特点。李银河认为村落文化规范对农民的生育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民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当中，面临着群体规范的压力，“面子”是农民生育的主要动力。经济因素对于降低中国农民的生育动力影响甚微，无论一个农民已变得多么富裕，他的生育动力依然强烈，西方的成本一收益理论并不适用于目前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儒家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久远、根深蒂固，父系结构是其统治基础，我国农村仍然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与父权主义制度结构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种族延续、传宗接代都是依靠男孩进行，所以现在仍有许多农民费尽心思要生男孩。对生育行为的社会一文化分析是结合我??实际情况提出的理论视角，传统文化、家族文化和乡土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在文化分析的框架下，多孩生育与多子、男孩偏好紧密相连，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传统文化的影响式微，男孩偏好有所下降。多孩生育是防范失独风险的手段，也是满足二孩愿望的方式。多育往往发生在农村地区，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农村，对于城市的研究较少，而城市与农村的价值观念、生活水平都相差甚远，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目前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城市居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必须以其实际情况为准，发展出更多因地制宜的理论 成本论和文化论这一对看似相悖的理论，实际上也存在共同之处，即都未考虑到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而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经济收入差异巨大，导致阶层分化的出现，不同阶层的人在生育行为上会有差异，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成本论的对象具有局限性，生育成本约束的仅仅是经济地位较低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