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 第八周：徐婧 、吴曦晴、陆爱萍、季辉、高舒舒、吴小翠、吴文侠、韩斌、钱宽.pptVIP

回顾历史 第一，一个世纪以来对《文通》的研究与评论过程，体现了我国汉语语法研究与语法学批评不断发展、不断向更高科学水平攀登的过程。不论是80年代以前对《文通》模仿的批评与指责，还是近20年来对它模仿的理解与对它创新的肯定，都是积极的，都是对《文通》认识过程的必经阶段而不可或缺。 陈望道把3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通》研究分为修正派与革新派，前者对《文通》进行诸多究诘打算予以纠正，后者更对它全盘否定，决心重起炉灶。但实践的结果，革新派并未建立起新的汉语语法体系，修正派也未作出像样的修正，拿它们几部书的语法体系与马氏体系相比较，会发现“面貌非常相似，除了小小的几点外，几乎完全相同”。 通过20年来的探索实践，使大家不得不改变思路：先把《文通》的理论依据和体系来源摸清，对它的矛盾和犹豫不决，给以充分的理解与合理的解释，总之，先读懂它，再来评论它的是非优劣。并让这种评论有益于日后的汉语研究。这正是80年代以后学界泰斗所倡导的《文通》研究新思路。这新思路的得来，离不开前期的实践。从而再次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然，这里所说的真理，是指《文通》对古汉语词类的划分、句子成分的设立以及古汉语语法体系的总体构建目前（而不是永远）看来是大体（远不是完全）合理的，它的研究方法也是较为先进和科学的。但真理是相对的。以往的实践，使我们向真理跨进了一步；更高层次的真理——《文通》精华的进一步发现与吸纳、对《文通》矛盾原因的更深入探讨与解释、《文通》缺漏的补苴及其失误的勘正，一个更为完备的、科学的古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还有待于今后更好的科学实践。 第二，《文通》虽只是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但对它的关注却并不限于语法学界，政治领域、思想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梁启超、严复等，都对它进行过评论与推荐。80年代后，不仅汉语语法学界研究《文通》，以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主业的学者也加入到《文通》研究的行列中来，他们以其兼通中、西语言和熟悉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优势，拓宽了《文通》研究的领域。 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文通》研究基本上囿于词法、句法的话，80年代以后的研究还涉及《文通》的语言哲学、语法观、语法研究与修辞研究的结合、研究方法，以及《文通》与汉文化等等。其中，对《文通》语言哲学与语法观——普世唯理语法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它将使学界对《文通》体系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有一个新的认识，引发学人对这个问题的新的思考；它将使学界对《文通》模仿“葛郎玛”问题用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各种语言间既然存在共性，在汉语语法体系初创时，参照西方已有语法，将那些带有共性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的确不失为一种聪明之举和有效方法。 当然，普世语法观在强调诸语言间存有共性的同时，也并不否认诸语言间，尤其汉语与西语间，在语法上又各有个性；这种个性是得以划分为各种语言的重要依据，是各种语言的特征所在，是无法彼此模仿的。应该说，马建忠在写《文通》时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他在《后序》中说，他除了“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外，还从大量的古汉语语料中寻找自身的语法规律，求其与西文“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 事实上，他确实也几乎没有遗漏地揭示了“华文所独”的古汉语语法规律。戚雨村（1992）在重新审视《文通》以后说，马建忠清楚地认识到“汉文与西文之间有共同点和不同点，摆正了语言研究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个评价总体说来是中肯的，但在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处理上，《文通》还有不少失当之处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里牵涉到一个汉语与西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存在共性，因而是可以仿效的；哪些地方又是汉语的个性所在，因而是无法照搬西语的，即使搬来也会是蹩脚的。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与合理解决，不仅会使《文通》研究前进一大步，对建立一个更科学的古汉语语法体系也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部著名的语法著作写于1898年，由于是开创之作，历来难读难用 书籍简介 《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19世纪末叶，清政府极端腐败，帝国主义的坚甲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门，也震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他们当中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马建忠作为当时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之一也在探索科学救国的道路，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掌握知识的载体——汉语太难，难的原因是“隐寓”在汉语中的“规矩”没有被揭示出来。这就使得国人“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这样，要想与“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 作者简介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太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