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制度变迁的财政视角论文.docVIP

　　试论中国制度变迁的财政视角论文 .freelC=MR征税的林达尔均衡并不存在，因此，过高的税率会导致公共产品的过度提供，结果是产生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增税的目的是为了将资本由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转移，那么对非国有经济抽血的经营结果可想而知。樊纲（2001）用“额外综合税赋”来说明这种转移，并指明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并指出，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暴露，经济陷入危机。 如果某一天，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输血政策转为了改革政策，则意味着政府财政困难。这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是有收益的，它并不仅仅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收益。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改革后的净收益大于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时，政府便必然会选择改革的路。因为，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意进行改革。因此，十五大“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的出台暗示政府输血政策的失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二十年对国企试错改革耗费了大量资源，投入产出极不相称，从而为经济增长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这种严重依靠资金推动，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是维系了一种“钢丝财政”。一旦资金链条断裂，或者国际市场需求下降，那么财政压力便会凸现。在1998年之前，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对财政压力，特别是中央财政压力的缓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以至于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主旨即在于减少财政赤字。但是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这一路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衰退造成的财政压力使得政府又采取了风险偏好的策略。于是体制复归，政府开始替代市场。政府推行产业结构调整其实是将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型强加给市场的一种企图。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利用税收将非国有经济的资本强行转移，暂时地保证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粮食体制的重新统购统销，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损害，进一步减低了国内的需求。 这意味着将国有企业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做法需要改变了。对国有企业的试错改革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的较量。政府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恋恋不舍使得经济运行的基础遭到破坏，从而削弱了政府的财政能力。换句话说，政府财政目标难以实现的原因就在于短期效应的累积使得政府长期的财源开始变得枯竭。 （三）、市场的形成 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着眼点放在国有企业上，并没有取得预料的成果。因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以及激励机制和由于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内部人控制”和“预算软约束”难以解决。并且企业的经营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经理报酬和职工收入的最大化，因此，虽然政府给了国有企业各种优厚的待遇，但其对政府财政的贡献率却在逐步下降。虽然国有企业改革是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但是如果政府长期坚持这样一种投入与产出不对称的政策操作，其它利益集团必然产生对委托人的不信任。 因此，有远见的政府，特别是具有长治久安目标的权威会主动地给其它集团以相对平等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国有经济开始出现，市场开始逐步形成。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其经济目标是追求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的。由于其能很好地解决激励与约束问题，所以它比国有企业更有活力。同样的资源如果从国有企业转让出来会提高社会产品的投入产出率。在政府将社会资源向国有企业转移的过程中，非国有企业利用其中漏出的资源和灵活的机制获得了新生。因为资源的限制，非国有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反倒是市场的基本原则得以形成。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它对政府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大，政府对其身份的认同程度也越来越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实就是逐步放松政府对公有产权的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国有经济占有资源和产出不对称的大背景下，政府维系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得不放松的结果。随着非国有经济的扩大，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开始退出。迫于财政的压力，政府开始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打包转移。扩大了的非国有经济具备了同政府谈判的能力，在这个渐进化的过程中，政府妥协，国有资产变卖的结果是非国有经济接受了国有的资本，但并没有接受其劳动力。在改革的初期，非国有经济对于财政的贡献较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政府加重了对其征税的强度，1998年之后，非国有经济对预算内财政的贡献开始超过国有经济。从此之后，非国有经济开始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力量。这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但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完全被非国有企业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