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末民众的政治参与——基于清末江浙谘议局议员选举的个案研究论文.docVIP

　　试析清末民众的政治参与——基于清末江浙谘议局议员选举的个案研究论文 二十世纪初，老迈的清政府正面对着帝国的迟暮与斜阳。「夫今日之中国，本千钧一发之际，存亡危急之秋，以言乎外，则机会均等之政策并起于列强，以言乎内，则革命排满之风潮流行于薄海.freelond)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时，都发现:教育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最为密切。亨廷顿得出结论:「按平均数来说，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积极参与程度(评分范围为0-100)约增加2.5分」46 。根据已有的江苏省的教育资料，将江苏省各县学龄儿童百人中就学率，小学教育状况结合学校教育费作为各县的教育情况的参数，选择一选投票率，投票次数以及议员数作为政治参与的参数，列表如下： 表三：江苏省教育与投票率关系表 注：表中学龄儿童就学率，校数、学生数及教育费投入三项采自江苏省教育司编纂：《江苏省教育行政报告书 中华民国纪元前一年十月始二年七月止》。 而投票率、选举次数、议员当选数则采自江苏省谘议局投票表。 从上表所列数据来看，不难发现教育和政治参与之间可能有联系，但是联系显然复杂和微妙得多，并非想象中那么直观和单纯。从投票率来说，其与地区教育的关系并未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就桃源、安东而言其投票率之高，更明显是由于两地教育极端不发达，有利于动员参与，在行政力量或者传统乡绅影响下得到高投票率。在教育发达地区，往往容易有多个选举热点的出现，票数因之容易分散，选举次数就会增加，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当选议员的可能数会更大。以上结论也许不尽科学，资料的限制使得参数的选择可能有欠妥当，导致最终结果可能有所偏差。 三 制度表达与实际操作相背离的原因简析 我们该如何看待谘议局选举过程中制度表达与实际操作相背离的现象呢？ 「制度正是由习惯产生，不能是由别的产生的」47，而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证诸政治参与在中国发生的现实，当时中国的行政组织、新旧精英与普通民众三个层面，很大程度上仍然依据旧有的政治习惯行事，这就导致了与舶来的选举制度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并由此生发出其他一系列问题。 首先，从主持这次选举的政府来看，制度供给不足，既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也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 传统中国政治模式的特征是「强政府，弱社会」，在制度领域，国家政治权力垄断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创设与变更权。社会成员自发性的制度创新要求并不必然地转化为制度现实，而必须经过权力当局的许可，方能实现其合法性。在此政治模式下，政治体制变革的方式、路径与制度形式均需经过最高权力当局严格的审查通过，然后再依靠权力中心的政治权威，通过层级的官僚系统加以推行。谘议局选举从筹办处成立之始「有三县以为之提调，三司以为之总理，府道以为之会办。然则谘议局中之要职，无莫非官。提调是官，会办是官，总理是官」48。按照《选举章程》第四条规定「初选区，厅以该同知、通判，州县以该知州、知县为初选监督；复选区，府以该知府，直隶厅州以该同知、通判、知州为复选监督」，而且选区的管理员和监察员由选举监督指定，整个选举过程「以官力层层束握」49。在此状况下，一场健全的选举，就必须有一个诚实而干练的行政组织来主持。 但是从制度创新的激励性因素来说，政府缺乏持续的动力，自主地进行体制改革。虽然谘议局所有的「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但「谘议局的出现完全可能约束各省督抚专断 地使用他们的权力」50。形成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威胁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因此在谘议局的举办过程中缺乏来自权力中心的强有力的支持。时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乃就其弊病而推究之，而知纷纷之弊病虽作于绅士，而成之者则初选监督也。使为初选监督者稍稍有道德心与政治上之智识，绅士虽群冒不韪，而为之监督将持正论守法律，不甘与舞弊者同党而不乏破坏之处矣，又何至弊病之出且至于不胜其指摘哉。……彼绅士之为弊也，必得监督之同意而后其弊以成，苟不得监督之同意则虽有作弊之意，弊且有所不得作」51。 另政府提供政治创新的能力亦有限，以选举监督为例，他们都是从原有的封建官僚体系中而来，我们不排除其中有着具备「新知」的官员，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他们受到的更多的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如武阳一监察员马某，「当大庭广众之前，昌言阻挠，自称学宗孔孟，不以长国家财用之小人所定章程为意，庶人议政无道可知，利字刀旁，言权利者，皆有杀机」52。选举过程中多数公职官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分外之利，不尽职内之责。 这种政府主导性的制度变迁模式在实践中并不能为社会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一句话，中央集权长于保守，而短于创新」53。 其次，进入权力体系路径重建下的精英阶层的参政要求，以及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下新式精英对选举的误读和传统精英对选举的本土化转注。 就整个精英阶层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