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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前的科学记录 1974年2月6日清晨六点，北京还没有破晓，寒气袭人。 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用颤抖的手，拧开半导体收音机的旋钮，仔细倾听着天气预报。然后支撑着从病床上坐起来，戴上眼镜，借着台灯的光，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小字： “气温最高零下1 ℃，最低零下7 ℃，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写完之后，老人正想把笔记本合上，忽然记起一件要紧的事，又连忙戴上眼镜，在刚才那行小字下面，注上两个字： “局报”。 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科学记录。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 这位老人是谁呢？ 他就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为什么在记录了天气预报之后，又加了“局报”两字呢？原来，这“局报”就是指“气象局预报”的意思。平时，竺可桢并不记录天气预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每天清晨，他把温度计放在院子里，然后开始做早操，做好操以后把温度记下来。他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只有在他病得不能起床时，才根据天气预报作记录。 打开竺可桢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项目可多啦： “3月12日，北海冰融。” “3月29日，山桃始花。” “4月4日，杏树始花。” “4月15日，紫丁香始花。” “4月20日，燕始见。” “5月1日，柳絮飞。” “5月23日，布谷鸟初鸣。” …… 竺可桢仿佛是一位在大自然中巡逻的哨兵，时时刻刻都在精心地观察着大自然：什么时候第一朵花开，第一声鸟叫，第一声蛙鸣，第一次雷声，第一次降霜，第一次结冰，第一次下雪…… 竺可桢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大自然的每一个变化。他的笔记本，仿佛是一本大自然的日记！ 竺可桢为什么要给大自然记日记呢？ 原来，竺可桢研究着生物随着气候变化而怎样变化的科学──“物候学”。 物候学是一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科学。比如说，1962年春天，北京农村的花生播种以后，受到严重的冻伤。其实，社员们是按照与前两年同样的日子播种的，为什么在前两年却没有发生冻伤呢？竺可桢打开他的记录本，找到了答案：1962年北京的山桃、杏树、紫丁香开花的日子，比1961年迟了十天，比1960年迟了五六天，物候学的观测说明，1962年的农业季节推迟了，花生的播种日期也应适当推迟才对。 竺可桢正是深知物候学是一门如此重要的科学，所以毕生从事这一研究工作。他每天上班，本可以坐汽车，但他宁愿步行。一边走着，一边像巡逻兵一样扫视周围的一切。他善于从千树万枝中发现第一片绿叶，他善于从喧闹嘈杂的城市中听出第一声蛙鸣，他善于从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看到第一只燕子，他善于从春天的风沙中辨别出第一朵柳絮…… 竺可桢在他和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一书中，绘制出了1950年至1972年间各种物候变的曲线。这每一条曲线，不知凝聚着多少个观察数据，凝聚着竺可桢多少心血。 竺可桢还查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摘引出古人对各种物候的记载，写出了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受到国内外气象学家的重视和称赞。 竺可桢为工农业生产贡献了力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而他的成就，正是来自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观测，来自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科学态度。他在1936年至1949年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亲自为浙江大学制订了校训──“求是”。他的一生，贯穿着“求是”精神。他在最后一篇科学记录上注明的“局报”两字，正是他严格的治学精神在别离人世前的又一次闪光！ 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 伽利略 基于长期的经验，我似乎发现，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处于这种境地：知识愈浅薄的人，愈想夸夸其谈；相反知识丰富倒使人在判断某些事物时，变得非常优柔寡断。 从前有一人，生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但他天资颖慧，生性好奇。他喂养了许多鸟雀，饶有兴味地欣赏其啁啾。聊以自乐。他极为惊异地发现，那些鸟儿运用巧妙之技，借助呼吸之气随心所欲地叫出各种声音，都好听极了。一日晚间，他在家听到附近传来一种声音，十分悠扬，就随意断为一只小鸟，出去捕捉它。路上，遇见一位牧童，正在吹着一根木管，同时手指在上面按动着，忽而捂住某些孔眼，忽而放开，使木管发出了那种响声，宛若喈喈鸟语，不过发音方式迥然不同。他惊诧不已，并在好奇心驱使下，送给牧童一只牛犊，换取了那支笛子。他通过思索意识到：假使牧童未从此地路过，他将永远不会晓得，自然界有两种产生声音和乐音的方法。他决定离家出走，意欲经历一些其它奇事。翌日，当他路过一幢茅舍时，听见里面响着一种乐音，为了弄清是支笛子还是乌鸦，他信步而入。只见一少年，正用拿在右手的一根弓。拉着绷在左手持着的一只木匣子上的几条筋，同时指头在筋是移动着；根本不必吹气。那件乐器就发出了各种悦耳的声音，此时他有多么惊愕。凡是象他一样具有智慧和好奇的人，都是可想而知的。他偶然见识了这两种意想不到的产生声音和乐音之新法后，就开始相信自然界尚会存在其它方法。然而又令他感到十分奇妙的是，当他走进一座圣殿时，为了瞧瞧刚才谁在凑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