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英语世界中作为哲学家的庄子论文.docVIP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英语世界中作为哲学家的庄子论文 .freel）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多数学者都认同这种看法，并且认为这是自明的，不需要阐明。只有两个人对这个问题有过细致的考察，即著名的阿瑟·韦利（Arthur ichigan Press，1983.目前有周云之等译的中译本《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中，陈汉生重点讲到了与这种怀疑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洛克式的语言观：语言并不直接与世界相联系，声音是观念的符号，这些观念是抽象的或普遍的，用来指称世界上的大批特殊对象。（注：这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语义学（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书面语言是口语的符号。）和柏拉图的共相理论的综合。参见《中国古代的思想和逻辑》，第56—60页。）思想的中介是这些抽象的观念而非语言，怀疑论就源于以下这个信念：这些抽象的观念不能表现外部世界，而只是心灵的经验。 庄子的怀疑论则源于完全不同的信念。陈汉生发现，古汉语中名词的语法与英语中“物质名词”（不可数名词）的语法惊人地相似。与可数名词支持具体/抽象、单数/复数的模式不同，物质名词支持部分/整体的模式。因此，以部分/整体模式来谈论古汉语名词更简洁优美。他进而提出，中国关于语言的假定也支持部分/整体的模式（这是最具洞见的一项主张，虽然不无争议），因为在汉语语义理论中，“名”包括所有语词，甚至包括量词。这即是说，中国古代从未试图去构造一个抽象的对象世界，古汉语的预设不支持抽象概念。陈汉生认为，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一个质料相互交迭、相互渗透的集合体，一个名指示某种质料。心灵不是反映世界，而是被当作一种能以名划分世界的官能。庄子的怀疑论就在于他发现以名来划分世界只是暂时的、依个人的视角而定的，并非固定不变的。换句话说，庄子的怀疑论是对语言规范作用的怀疑，而非对心灵不能通过抽象概念反映世界的怀疑。庄子首先发现了“是/非”的索引性，即“是/非”的所指仅能相对于言辞的语境来确定，进而主张（至少陈汉生这么认为），一切语言都是索引性的——甚至一个共同体的语言也是由不同学派、次一级学派、最终由个人以任意可变的方式来使用的。在陈汉生看来，庄子的怀疑论对儒家正名理论、后墨“天地万物的区别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主张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悖论正是为维护正名理论而提出的，他实际上是主张一名一实，但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他并未真正驳倒庄子。此后的中国哲学界在精神上接受了庄子对语言的批评：任意和变幻无常。没有人还愿意继续在语言中寻找任何稳定可靠的东西。对名的分析以及对构成名的知识的那些技巧的琢磨——包括对逻辑的研究——丧失了名誉。在陈汉生这里，庄子变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注：陈汉生的目的就是要在他对中国思想的“理解”和“哲学”的涵义上去发现和理解中国哲学。他在这里使用的哲学一词几乎就是等同于philosophy的。他宣称试图在中国找到某些思维方式使其具有哲学意义。）。在篇末附录的《道家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中，他更是明确的提出：（1）道家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中最受曲解的哲学；（2）较之一般儒家的偏见，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中，道家的观点更具有意义。 《中国思想中的道论》（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1992）（注：Chad Hansen：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Nees）。与葛瑞汉“语法学”的研究方法（注：参见《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第116—117页。）不同，郝大维和安乐哲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因而他们特别注意中西文化的对比，强调儒道两家的会通之处。尽管郝、安和葛瑞汉在方法上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他们在有关中西对比的许多问题上差不多总是看法一致。也许更中肯的说法是这样的，安乐哲作为葛瑞汉的高足与葛瑞汉的许多看法差不多总是一致，而郝大维所带来的文化哲学的方法与葛瑞汉的方法相抵牾。这已经暗示了郝、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很难说郝大维没有将他的文化哲学强加于中西文化之上。 在郝大维的早期著作《爱欲与反讽》（Eros and Irony，1982）（注：Eros and Iron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 University Press，1982.）中，他就已经在西方文明内部对比被他视为主流传统的单一源头的、逻辑的秩序与无常的、美学的秩序。他与安乐哲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孔子哲学思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注：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Albany：State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