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习俗——对经济学中“经济人与理性行为”概念的批判论文.docVIP

　　理性与习俗——对经济学中“经济人与理性行为”概念的批判论文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尽管社会学与人类学、政治学、社会生物学有过或正在发生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但是从历史到现今，同社会学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对之发生着最深刻影响的是经济学。 在历史上，经济学同社会学曾经有过同源的关系。斯密是近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其一生中投入最长时间和最多精力写作的却是一部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著作《道德情操论》。马克思和帕莱托一向被这两个学科的继承人共同奉为奠基人。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但在他的一生中涉及经济学的著作不胜枚举：《世界经济通史》、《经济与社会》，等等。 近代人类社会所发生的那个最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它的学术领域.freelartya Sen）对“ 理性行为”的定义是： 在确定性情况下，理性行为有两种主要的探讨方式。第一种方式强调内在的一致性：行为的理性须符合这一要求，即来自于不同子集的各种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成体系的方式相互对应（通常被解释为偏好，x比y较受偏好或x和y无差异）。第二种方式，是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断来表示的。6)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预设前提“经济人”和“理性行为”的定义竟然都是以这两种因素为核心：内在的一致性（即有序的偏好）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似乎可以认为，缺少了其中一个因素，就不成其为“经济人”或“理性行为” 了。但是正如上述的定义者阿马泰亚·森所指出的：“内在一致性”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合并非必然，毋宁说是特例（即帕莱托最优）；即一方面，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是一定要通过“一致性”方式来达到；另一方面，一致性的方式也不只服务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完全可以服务于其他价值的追求。7) 出现这两重混乱－－其一，经济人与理性行为的定义竟然如出一辙；其二，定义中的两种因素不是必然相关－－的原因是什么呢？混乱的根源在理性的定义中。经济人的定义可以设定为“个人利益＋理性行为（内在一致性）”；理性行为可以定义为“内在一致性”（或曰有序的偏好，还可以象有些经济学家加上“传递性”），却没有加上“个人利益”的理由。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多数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与传统理性定义的分歧。经济学家当然不会不了解传统的理性定义。经济学家西蒙在其为《社会科学辞典》（ 1964）撰写的“理性”词条中顺便描述了以往非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心理学取向于将理性定义为“认知过程”或“理智过程”，而将非理性定义为靠感情机制作出的抉择；詹姆士将理性视为“称作推理的特定思考过程”的同义语，即抉择的理性取决于抉择过程。而西蒙在作出上述描述后断言：“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指抉择过程的理性一词正在销声匿迹。”8) 但是，在西蒙这番宏论过后四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中，“理性”辞条仍保持着其传统的定义： 理性是逻辑指引下的思考，它可以更广义地定义为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但只有在强调了逻辑成分时，它才成其为有价值单独讨论的特定的思想方法。无论知觉、想象、试错法这类活动有着怎样出色的成果，是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9) 1987年出版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理性词条说： 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和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而被归之于人类。 10)这些理性定义都不包含“追求个人利益”的意思，这类定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也在回归这类定义。萨帕斯就赞同转向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观点，认为理性人“根据良好的理智行事”。11) 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与传统的理性定义间还有另一分歧，如西蒙说：“经济学家一般用理性一词表示靠抉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而不是表述抉择过程的属性。”西蒙本人对理性的定义就是例证：“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12) 此种理性实际上等同于成功。但如此定义理性是不恰当的，因为以通常的理性观（即抉择过程）看，成功与理性是不同的概念。比如数学计算是理性的行为，不能因为计算错了，就说那不是理性行为。否则它该算什么行为呢？另一方面，即使追求某一目标是使用理性行为的胜算最大，也不能说它是唯一导致成功的手段，直觉、模仿、想象、试错法、习俗导致的行为、未经思考的行为也都可能导致成功。如果成功或达到最大化就是理性，将导致这样的推论：在某些场合，直觉、模仿、习俗都成了理性行为。 缩小理性定义的内涵，从中摒除“追求个人利益”与“成功”的含义，不是消除了我们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只有在“理性”的定义得到澄清后，才能够深入辩析与论争。 三．人类行为的动因 理论大厦赖以建立的公理和预设越是小而精，其理论越富于魅力，但是其公理和预设将经受的挑战就越严峻。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人是利己的，他们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作其理论的预设前提之一。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