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论文.docVIP

　　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论文 .freelon Chodak，1989）。可以这么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现代国家的不断构建，而且它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三、作为构建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 为了更好地对照和检视作者的判断，作者在晋江进行实地调查时，同时也到了毗邻晋江的石狮市作调查。 众所周知，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全面改革之后，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小政府—大社会”问题的讨论，有些学者还试图从马恩的著作中寻找“小政府—大社会”的“经典”依据（廖逊，1986）。不少官方人士和学者都主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他们强调自发秩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认为只要消除政府的控制与干预，通过博弈或重复博弈就可以构建理性制度。这种倡导模仿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事实上忽视了中国还处在“市场经济构建”的中前期，此时市场经济的运作需要政府的强制力量，才能够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条件。在此阶段，小政府难以推动大市场的形成，也难以承当市场经济发展必须的若干职能。在这方面，福建石狮市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佐证。 石狮原属晋江管辖，1988年，从晋江析出，建立石狮市。建市以后，石狮就被国家赋予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刘成业，1992）。当年市委只设两个部门，而市政府只设11个部门。这样的简单的机构设置到了1992-1995年市场经济大发展时，面临了挑战，当时石狮出现了房地产过热，泡沫经济凸现、民营企业产品造假严重等现象，政府采取“无为而治”方式，想让市场力量来自动平衡，结果几年内石狮发展速度迅速下降，在全国的排名次序不断退步。1996年，石狮市委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分析指出：“过去，石狮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创造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如小政府、大社会……但如果现在仍守着这些经验，不去创新发展，就不利于二次创业，不利于两个转变。” 小政府机构框架终因不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大部分被废置。理论界所推崇的“小政府—大社会”格局最终并没有出现。 石狮的改革提示了在“小政府”条件下推行市场经济的困境。因此，“小政府—大社会”的这种模式是否适宜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作者通过截取1975-2002年这个时段，以晋江的历史和现实作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晋江开始呈现出的一种“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贺东航，2004），这里的“强政府”不单表现为政府机构编制人员的扩充，而且表现为政府能力的增强，在经济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而“强社会”则表现为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大量出现。 如前文所述，进入二次创业阶段，“晋江模式”转入到以地方政府为导向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时期“晋江模式”的“强政府性”、“国家性”色彩较浓，但地方社会也并没有因此凋敝，相反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各类社会中介组织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性的，晋江社会也不断滋生出新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强社会”局面。 “强社会”的产生得益于晋江的地方传统。通过对晋江地方社会历史的分析，这一区域有着悠久的海洋型商工文化、浓厚的家族传统和海外华侨资源。传统社会普遍存在活跃的民间组织和组织网络，如兴修水利的联庄会、主管互助的义社、迎神的庙会。进入近代以来，各种政治社会文化现象先后出现在闽南晋江的舞台上，错综复杂的格局却为该地方社会留下不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华侨和侨眷势力和地方家族势力，或多或少阻挡了国家力量的向下延伸（贺东航，2004）。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生产成为个人与家户的事，这一状况为传统社会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发展空间。在晋泉地方社会，一些宗族开始恢复宗法习俗，增强宗族凝聚力，发挥互助共济的作用，族缘关系在社会经济与生活中的作用上升，促使非正式地方性制度的再现（王铭铭，1997）。此外，由于晋江有庞大的海外资源，当地政府也开始提倡“族亲”和弘扬“乡土”。在民间与政府的双重推动之下，以家族为核心的地方传统活动在晋江迅速恢复和活跃起来。一些沿着历史、社会、文化所塑造的地方性传统社会组织，如宗祠会、老人会、丁氏回族会、太原学会、虞舜协会、比干协会、妈祖会、道教协会、渔业协会、种粮协会、慈善会等被重新建立起来（贺东航，2004）。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晋江同业公会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新的政府—企业关系、以及为处理市场竞争而建立横向联系的机制，加上晋江各阶层利益日益多元化，特别是民营企业主群体，出于同身份同心理需要而聚在一起组成同业公会，先后成立了玩具、纺织服装、烟酒食杂、机械五金、建材、皮业、摩托车工贸、机动车市场、鞋材、印刷、种植养殖、短裤、拖鞋、伞业、美容美发、石业共22个同业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