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监禁的印尼精神疾病患者.pptVIP

被监禁的印尼精神疾病患者  印度尼西亚的心理健康设施极度匮乏，人们在没法支付医疗费用，或是害怕背负精神病的耻辱时，就会选择监禁患者。在他们看来，这样做能维护家庭尊严和社区稳定，同时也保护了患者自尊。 尽管政府认识到保留私人收留所和公共收留所的重要性，但缺乏区域整治项目、无资金扶持、民众付不起医药费以及缺乏基本常识等，阻碍了设施的建立。此外，政府数据显示，印尼境内600到800位精神病医生大多分布在爪哇和雅加达，药品也十分紧缺，精神病治疗往往以失败告终。 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郊区的Galuh基金会经政府授权成立。在过去两个月里，当地政府向该基金会提供了包括大米、面条和食用油在内的充足物资，但药物极其匮乏。 埃薇（Evi）在Bina Lestari基金会已经待了两年。自15岁起，她便深受精神问题困扰。她的住宿和治疗费用由其家人支付。 阿古斯（Agus）、利亚纳(Liana)等人居住在Jasono治疗中心。该中心的负责人Jasono参考所获得的治疗方法，让病人服用一种草药。 名为“METAL”的礼拜寺为精神病患者或遭受心灵重创者及未婚先孕的女性提供了一处栖息之地。当未婚妈妈离开后，其产下的孩子将被留下，由稍微年长的孩子照料。 Bina Lestari基金会利用镣铐对付那些企图逃跑的患者。该基金会的前身是一间武术学校，现收有200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以武术指导和草药治疗为主。 2009年，24岁的伊利斯(Elis)被家人送往伊斯兰寄宿学校Salafiyah Al-Bajgur后，她便被锁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2012年，伊利斯的父母双亡后，将她托付给学校照料。 玛利亚(IBU Maliah)负责280名精神病患者的饮食，她的助手是之前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西蒂(Siti)和40岁的变性人达蒂尔(Datir)。 在Galuh基金会，虽然建有管理层和员工用的小房间，但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住所。众多男女都住在一个大的封闭的牢笼之中，而头顶则是雨天便漏水的简陋屋顶。 　梅塔(Meta)被送到了Galuh基金会，她由于吸毒而导致精神出现问题。8年来，她一直住在牢笼之中，牢笼与男患者仅一墙之隔，毫无隐私可言。 马夫哈伊(Maftukhah)患有抑郁症。在她的丈夫离开她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之后，马夫哈伊的家人把她安置在勿里碧地区的一个小型基金会。 在成人医院和收容所看到儿童并不意外。 在中爪哇的一处收容所中，双手摆出舞蹈姿势的阿古斯(Agus)正在笼子里歌唱。阿古斯被安置在单独的一处空间，以防止他逃跑。 穿粉色裙子的艾薇(Evi)仍然在雅雅森比那勒斯达里(Yayasin Bina Lestari)，并且仍未获得药物治疗。 　对于改革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患者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克里囊唐基金会( Keris Nangtang Foundation)是一个为无家可归的精神疾病患者及患有毒瘾的人们所提供的试验性避难所，在那里采用草药治疗并且没有人会遭到束缚。 　安妮(Anne)的父亲认为她不需要吃太多东西。她的家人对于她身体情况迟迟未能好转而感到绝望。 　患者那汉姆德(Nurhammed)成功获得救治，他告诉赛普丁(Saepudin)他也能够好起来。9年来，赛普丁一直被禁锢住在家中的密室里。 　阿拉克(Pondok Pesantren Bina Ahlaq)被考虑送到寄宿学校，但他需要学费。 丽雅妮基金会(Suriani Foundation)被告知格德(Gede)被禁锢在巴厘偏远地区母亲家屋后小棚屋里。苏丽雅妮博士发起了精神病医生上门服务的延伸项目，这在印尼很少见，恐怕也是唯一一个。 赛阿姆苏尔(Kyai Syamsul)自家运营的收容所中唯一的助理、主要的看护马斯托福(Mustofa)给25岁的阿卡罗姆(Akrom)洗澡。 25岁穆斯托法(Mustofa)是Kyai Syamsul家庭避难所的唯一助手兼主要看护者，正在为安克荣(Akrom)洗澡。 25岁的迪汀(Didin)正在接受传统治疗师萨努克(Abah Sanuk)的马来拳治疗——一种武术治疗方法。 纳米拉图斯(Namiratus)，一位传统治疗师的9岁女儿，喜欢帮助照料这些住在她家中的男男女女。 * 背景音乐:梭罗河(印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