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商南澳岛上的财富传说.docVIP

海盗商 南澳岛上的财富传说 粤、浙两地临近东南波涛汹涌的大海，由于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局限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经受着台风海难袭击，传统的农耕经济难以维持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贫苦的生境迫使其凭借良好的海运条件从事海上商品贸易活动。以潮汕为代表的粤派商帮，早在16世纪初的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便大批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由于他们最早以海贩海盗、亦盗亦商起家而被贬称为“潮汕海寇商人集团”（注：《乾隆潮州府志》载。） 随着16、17世纪海外贸易的发展，闽南的漳泉地区、粤东的潮州一带逐渐成为物资集散地和海外贸易的出入口岸，为东西洋贸易的中转站。 早期中国人到东南亚等地从事贸易甚至移居当地，是在中外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海外贸易往往与移民海外是交织在一起的，随着中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远程贸易需要商人亲历亲为，有些就成为住地商，有些则频繁往返于中外之间，贸易移民逐渐地成为一种常见的移民类型。 自明以来，海外移民时有发生，这些移民多数都是以经商为目的或者说是以商人身份出国的。比如“亦盗亦商”的海上武装集团林道乾（澄海人）等人，无视明朝的海禁政策，从事走私贸易，并组织200余人与朝廷抗衡，以武装掩护其海上商贩活动，后被明兵所败。随招募数百潮州人，携财带人定居暹罗北大年。甚至有泰国侨史资料记载，林道乾离开中国时曾率潮属2000余人，白瞻船100只到泰国北大年定居。此说虽有夸张之嫌，但至少说明随其迁移到北大年的大部分都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贩或从事与贸易相关工作的人。这种大规模的商贸移民虽不是经常性的行为，但明末清初零星的个人迁移行为却经常发生，这些贸易商人是16、17世纪移民暹罗的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立国之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然而，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诸省百姓自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粤东人多地少，粮食不足，于是有不少人铤而走险，进行一些走私贸易。既然已经成了朝廷追捕的海盗，一不做，二不休，也干些抢劫的勾当。 　　实际上，有明一代，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始终未曾停止。就潮州而言，正统年间已有滨海之民“私下海通爪哇”（《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的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又报告说，“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广东潮州府界”（《明宪宗实录》卷二五九）。至于到海外以后，利用朝贡机会，“冒滥名色，假为通事”（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一六），再回来“专贸中国之货，以擅外番自利”（《明史》卷三二三）者，也是举不胜举。当时的广东地方官员和市舶太监出于稳定地方社会、增加军需供应和贪图贿赂等各种考虑，对这种状况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到正德年间还好似“听其私舶往来交易”（《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 　　嘉靖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21年嘉靖皇帝即位之初，重申了明初有关海禁的规定，嘉靖二年至嘉靖八年（1523-1529）一度停止广州市舶。嘉靖后期开始，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集团——海盗，其中又以漳潮海盗牵连最广，影响最深。 　　在双屿港被明朝军队剿毁以后，位于闽粤交界海面的南澳岛，逐渐成为新的非法武装贸易据点。南澳岛“旧番舶为患，洪武间奏徙，遂虚其地，粮因空悬”（嘉靖《潮州府志》卷一）。这是一个“幅员三百余里”，距大陆仅10余海里的岛屿。 粤东沿海很多地方，如南澳岛、桑浦山，澄海莲花山、莱芜岛、狮山等，历史以来都流传着无数“海盗藏宝”的故事。藏纳的金银财宝的数量，则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十八窖”、“十八瓮”、“十八油篓”，也有的说达“二十四乌缸十八瓮”之多。 较著名的是南澳岛吴平寨和桑浦山“石碑窝”这两处。吴平寨为明末潮州著名“海盗”首领吴平所盘踞的地方，吴后来被官军围剿，离岛而去。 历来民间传说吴在一片“水涸淹三尺，水涨淹不着”的海滩上，埋下“十八窖”金银。该地已被辟为旅游点，并起个雅名曰“金银岛”。 桑浦山青蓝峰的“石碑窝”（地方志书称“石碑澳”），是明末又一著名“海盗”首领林道乾曾驻扎过的大本营。该地段现尚存有“林道乾洞”，洞宽可容300至400人，远处还有一小洞，传说为林的铸钱洞。当地流传林曾埋下大量金银珠宝。 澄海狮山一带，传说明代有兄妹“海盗”，把抢劫来的金银装在十八只油篓中，然后雇用十八位民工，在山上挖了十八个洞，把油篓分别埋在洞里。后来兄妹“海盗”死亡，狮山十八只油篓遂成千古悬谜。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在其附近挖到一油篓金银。 相传南澳岛上藏有富可敌国的巨大宝藏，金银珠宝不计其数。关于宝藏的说法从宋朝末年就开始在南澳岛流传，到了明代，又出现了海盗藏宝的传说。 　　宋朝末代皇帝曾流亡南澳。据《南澳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