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文化评价的批评.docVIP

我看恶搞文化 ——对“杜甫很忙”现象之评价的批评 摘要：“杜甫很忙”是今年三月以来尤为火热的网络恶搞事件。对此，人们各抒己见，十分火热地展开了对该事件的评价。大致概括，主要分为两派：“保守派”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恶搞是对传统文化和名人的不尊重，是对文化的亵渎与践踏；“开放派”则持肯定态度，认为这种现象不仅是另种对杜甫1300年诞辰的纪念方式，而且还是青年一代极具创意的产物。杜甫并非首当其冲的文化名人，对这种恶搞事件的评价向来也多半持上述两种观点。然而，恶搞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的并非只有危机，而是传统文化的危机与复苏并存，传统文化的解构与新时代文化的建构并存。因此，对于诸如“杜甫很忙”一类的恶搞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审慎度之。且其机要处，是以话语权的解禁及以宽容之态客观待之，而非话语权的禁锢和偏端一隅的强烈排斥或盲目肯定。 关键词：恶搞；大众文化；“杜甫很忙” 2013年是唐代著名诗人号称“诗圣”的杜甫1300周年的诞辰。自三月始，一组关于杜甫的涂鸦在网络上疯传，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 “杜甫很忙”恶搞文化现象的大众评价 综观各家之言，大可分为两种观点：一方我称之为“保守派”，以杜甫草堂和河南诗歌协会为代表，对如此恶搞诗圣杜甫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对伟大诗人和传统文化的大不敬，是一种亵渎和践踏。“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抵毁杜甫形象！”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是有人恶搞杜甫，恶意丑化杜甫形象，说明他是无知的、浅薄的、低俗的。”我们绝不允许抵毁杜甫形象。恶搞文化、穿越文化不能没有民族底线，不能没有精神之光。我们要尊重杜甫，敬仰杜甫文化，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发扬光大。 恶搞文化现象折射出来的后现代文化之表征 当今的中国，恶搞文化虽然仍遭到如此截然不同的评判，但它早已不是一种“时髦”或者罕见的现象了。在势力越来越庞大的大众文化中，恶搞文化俨然已经成为了其中不可小觑的一员。宽泛意义上，恶搞文化现象还可以归为霍尔和维诺“大众艺术”中的重要的一份子。“经由对传统价值的评估和重申，大众艺术既给人们带来了艺术的‘奇异’（surprise），又激发了认同感的冲击。”针对文化经典、历史人物、权威中心等对象的恶搞现象充满了后现代色彩，“去中心”“碎片化”“对宏大叙事的否定”“对主体的解构”以及“对确定性的怀疑”等，这些我们在恶搞文化现象当中均可瞥见一二。 “杜甫很忙”一组涂鸦，有人说是一高中生课堂上在语文课本基础上的“再创作”，有的人说是国内著名的营销人士薛永昱策划 “恶搞文化”为何如此风靡？ 恶搞生成于权威解构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语境，追求颠覆性、解构性、去中心化和个性化。受其影响，恶搞选择以一种另类的话语来彰显个体的历史现实性，动摇绝对的权威性和等级的优越感，解构了普通生活的规范和秩序，冲破了意识形态和主导观念的束缚，反对一元论，竭力倡导并追求多元的互文性。从2005年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络上的不胫而走，到现在的“杜甫很忙”涂鸦、视频及歌曲在微博上的备受关注，无一不是以其自身蕴含的后现代特质而如获至尊。 现代社会给现代人施加的重重压力和困扰使得具有“新人”意识的现代人反而愈加迷惘、压抑，但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深潜后现代自由多元之河底，依旧坚持其独断专横的统治。亟需宣泄内心积郁，却又不能自由畅快淋漓地发泄这些多半与主导价值观念评判标准不一致的思想和情绪，从而不得不借助类似传统意义上的“隐喻”或“转喻”即“恶搞”来达到一种自我心理疏导后的平衡。 当然，如果没有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没有信息社会这一广大便利的平台，没有现代新闻媒介做支撑或者说桥梁的话，恶搞再怎么“奇异”再怎么“对（大众）胃口”，也不可能让“杜甫很忙”在短短几周内就顺利获取数以万万计的眼球，更不可能还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和激烈的争论。总之，网络社会为急于彰显个性及其创新意识的人们或者像部分学者所说为处于华语圈边缘的平民群体提供了表达的条件和狂欢的舞台。 尼尔·波兹曼曾就电视对大众的影响与麻痹过比较深刻的论述，“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了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由此，有研究者就断言说，“恶搞”是“娱乐至死”的一种典型模式，并因此对“恶搞”现象展开了无情的鞭笞。但正因为恶搞具有的良好的娱乐功效，能够很好地释放人们的压力和抑郁，且能凭借其另类的姿态夺人眼球，从而为自身的流行寻觅到了一个广袤的空间。 正确评判恶搞文化现象的利与弊 以“杜甫很忙”为范，综观自2005年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到现在的“杜甫很忙”，几乎所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