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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 　 　　【内容提要】任何关于中国社会政治信任水平或高或低的简单判断，都会失之偏颇而难于形成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会造成严重政治后果。根据政治信任理论和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表达，可以形成政治信任现状的基本判断：政治信任在类型学上属于转型形态；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为高低共存的非均衡格局；政治信任流失呈强化趋势，不信任压力增强；政治不信任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政治不信任总体具有可协调性，处于可控范围。同时，政治信任缺损还隐含着不少风险，可能导致政治信任的整体性坍塌，造成公共政策的阻梗等。 　　【关键词】政治信任级差 政治信任 政治不信任 政治风险 　　 　　民众的政治信任状况是国内外关注现阶段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对此，形成了截然不同两种判断：一种认为政治信任度很高。如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的2011年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比2010年的74%提高了14个百分点。也有学者在对中国、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政治威权主义与政治信任是一种正相关系，政治威权主义越强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信任度也越高。他得出结论：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任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高水平。另一种则认为政治信任度很低。如《小康》杂志于2009年进行的“信用小康”调查表明，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的信任水平直降10个百分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虽然没有出现“柏林墙”，但出现了一道道日益厚重的墙，即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些墙不仅存在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从经验看，近年来弥漫于社会的普遍焦虑、群体恐慌，特别是频繁发生的社会泄愤、暴力袭警等事件说明，中国政治信任的磨损已经比较严重。甚至有人认为，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成为多数人的习惯，中国的老百姓已变成了“老不信”。 　　应当说，中国超大社会在深度转型期的政治信任状况令人难以捉摸是正常的。但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关于政治信任水平或高、或低的简单判断，都会失之偏颇而难于形成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根据政治信任基本理论，结合实际，可以对政治信任现状作出基本判断，并分析政治信任缺损的政治隐患。 　　一、政治信任在类型学上属于一种转型形态 　　政治的使命在于创造优良的公共生活，这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政治权力体系的建构，二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即广大民众主观上对权力体系的信任与支持。如果说前者是政治生活展开的前提，那么后者则决定着政治生活的质量。可以说，有序的政治生活必定是浸润着信任的公共生活，需要信任的“润滑”。政治领域中的这种信任本质上指向公共权力，是一种政治信任，即在直接或间接互动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的相信、托付和期待。以此可概括政治信任的要素为：谁信任、信任谁、为何信任和怎样信任。这四方面共同构成政治信任的认知框架，它们在不同历史坐标上与时空格局中的动态整合所展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为政治信任形态。在历时态上，用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区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Cleary和Stokes提出了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分析架构。总体而言，人格信任是传统政治信任的要核，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与期待主要指向公权力者的政治人格；制度信任是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民众对政治的相信与托付主要仰赖于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则体现为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权重不同的交融状态。如果说，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现代化的复合过程，那么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即为政治信任的现代化。随着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政治信任各构成要素由传统走向现代，集中体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渐次成熟。当政治信任内核完成了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换，或实现了人格信任的制度化，现代政治信任就应运而生。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深刻地改写了政治生活的逻辑，推动了政治信任结构要素的嬗变与现代性成长，其展现的基本图景为：人格信任大幅消解，制度信任初见端倪，属于一种转型(过渡)形态。具体体现为：其一，体制改革推动了政治信任的结构转换，即在权力转移的政治改革行动中，政治信任对象已由政治领袖逐步转变为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公共政策、公共组织和政治行动者等多个层面，新型政治信任框架基本形成。其二，政治制度化建设推动制度信任生成，即以制度化为取向的政治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使政治权力的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