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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等级测试标准的音位学阐释 张 传 曾 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推普工作的重要环节，它标志着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工作已经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迈出了一步。普通话水平测试也给语文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的确立、理解和运用，就是首先要遇到的问题。众所周知，测试人员在工作中会遇到不少麻烦，即使撇开工作态度问题不谈，首先碰到的便是审音问题，因为审音与测试标准的掌握是直接相关的。不过应当指出，我们所说的审音，应该不只是包含着语音学上不同音素的分析，还应该包含着音位学意义上对音素的归纳与驾驭，相对而言，似乎后者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 一、从“语音标准”说起 在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电部联合发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中规定，一级水平必须做到“朗读和自由交谈时，语音标准”。这个“语音标准”是个主谓短语，意思当然是符合北京话的语音规范。初看起来，这个要求是明确易解、具有可操作性的。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却发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因为标准本身以及不同的人对于标准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样一来，对受测人水平等级的判定就会出现一定的偶然性。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人拿出一个“权威意见”，但是那科学性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因此，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有关标准的模糊性的问题。 第一，任何标准都含有一定的模糊性。 机械加工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不论多么优秀的工匠，不论使用多么精密的金属加工设备（比如机床），根本不可能加工出这样一批零部件：每一件的尺寸、精度全部绝对符合预定的要求。正是考虑到这一事实，设计者在图纸上都会预先规定出允许出现的误差数值，这就是金属加工工艺中的所谓“公差”。凡是加工误差在公差范围之内的产品 ，一律都算是合格。那么，人们在学习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语音时，就不该预设一个公差吗？ 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回让某些人斥为异想天开或者画蛇添足。但是，从语言学界某些公认的理论里我们也会发现这种思想。 首先，语言在向言语转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定程度的漂移（或曰误差）。正如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所说的：“话语是变化无穷的。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各人说话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能根据声音来判断是谁在说话。语音学家发现，没有两段话语是完全一样的。”⑴所谓“没有两段话语是完全一样的”，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从表达方式上说，选用不同的词语和句型（它们都表现为语音）会造成话语的不同；从语言运用者方面说，同样的一句话（词语和句型相同）在不同的人的嘴里说出来也会不同，因为每个人的发音体和发音习惯不会绝对相同；从微观方面说，同一句话由同一个人说出两次，也会有微小的差别。可以肯定，后面的两种不同都会是音素的差异。这种差异如果很小，不影响交际的要求，也就会为社会所承认，那便是“语音公差”范围以内的区别了。 其次，语音本身的连续性质是造成语音公差的客观依据。布龙菲尔德说过：“一段话语就是数学家所谓的连续体（continuum ）。其中前后相继的部分，可以说是要分多少就能分多少。”⑵我们以为这话放在任何语言里都是正确的。比如在[i]和[e]之间，人们就可以找出若干个分点，而每一个分点都代表着一个独立的元音，国际音标只给我们准备下了一个符号[I]，显然是把问题大大简单化了的，即使再增加一些附加的符号来表示舌位的微小变化，也并不足以反映语音连续体的丰富性。这种连续体便给人们发音的微小差异提供了客观依据，而这也正是造成语音公差的物质基础。 再次，语言是一代代人递相传承的，新一代人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给语音（从音素到整个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漂移，这既造成了语音的时代公差，也扩大了语音旧有的人际公差，这种漂移如果终于冲出了公差的范围，便造成了语音的历史演变。明代陈第所讲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毛诗古音考序》），实际上就是反映的这个过程。由此可见，在传承过程中若没有公差现象的存在和积累扩大，就不会产生语音的发展；语音在短期发展中居然没有让使用者有所察觉，恰恰又证明了那公差的存在。 总之，尽管我们承认同一个语音规范，似乎这个规范能够提供给我们同一个语音标准（这四个字可是偏正短语），但是实际上，这些标准本身都带有模糊性。或者说，这些标准所指示给我们的乃是一组又一组可供选择的音素群，而非一个个定位很死的音素。这是我们从事测试的语文工作者不能忽视的。 有关标准模糊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黄伯荣、廖序东两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在《声母辨正》部分指出： 韵母是u，或以u起头的，有些方言读成了(（唇齿浊擦音）声母，或以(代u，如宁夏话的“文”，桂林话的“武”。这只要在发音时注意把双唇拢圆，不要让下唇和上齿接触，就可以改正。⑶ 据此，“文”“武”之类的字在普通话里是不该有唇齿浊擦音开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