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京杭运河与海源阁藏书的聚散.docVIP

王云：京杭运河与海源阁藏书的聚散 [摘　要]　清代中期,在山东运河岸边的东昌府崛起了一座著名的藏书楼———海源阁,阁主杨以增父子先后宦游南北,凭籍京杭运河之便将江浙精椠和京师秘籍网罗庋藏于故乡。海源阁的出现,给以江南为中心的传统藏书格局以极大的冲击。百余年后,迭遭兵燹的海源阁藏书辗转散佚于京津、济南等地。海源阁典籍的聚与散,均与大运河的兴衰密切相关。 [关键词]　运河　海源阁　藏书 运河贯通为海源阁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京杭运河是我国东部地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历代王朝的生命线,对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发挥过重大作用。山东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北系京师,南控江淮,在承载巨大的物流周转的同时,也吸纳融汇了南北各地的文化精华,使这一区域呈现出文风昌郁、人文荟萃的局面,为海源阁藏书楼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 自元代会通河开通后,山东运河区域便书院林立,硕儒云集。明清两代山东共有书院309所,[1](第107页、第271-272页)其中设立在运河流经州县及辐射地区的有128所,占41.4%。如清代济宁城区有书院8所,聊城有6所,德州有6所。来自全国各地的鸿儒硕卿驻足在这些书院,讲学授业,著书立说,播扬学术,传承文化;而每座书院几乎都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供教学之用。众多书院和府州县的各级儒学,为封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据明清两朝所修《山东通志》的记载统计,明初至清末山东举人的分布,运河流经的山东西部地区所出举人数量占全省的半数以上,尤其在运河管理完善的明代后期,该区域的举人数竟占到全省的70%。书院林立,科举兴盛,带来了刻书、印书业和公私藏书的发展,在海源阁出现以前,聊城的刻书业就已十分繁荣,创始于明初的《好友堂》印卖蒙学课本、通俗读物及唱本之类,行销甚广;清代前期“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益堂书庄”四大书庄相继开业,以后则发展到二十几家书坊,均集中在聊城城内鼓楼东大街及东城门内外。这些书庄、书坊大多为前店后坊,都有专门的刻板技工和校勘先生。据记载,书业德资本雄厚,书板达千余种,在济南、太原、介休、祁县等地设有十多个分号,所刻印的木版书行销于京师、晋、冀、鲁、豫、东北和江南各省,生意兴隆,一年到头,无时不忙。[2]《老残游记》中对聊城书业的繁盛也有生动的记述,第七回记一书坊掌柜向老残介绍道:“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是最盛的……小号店在这里,后面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版,不用到外路去的……。”[3](第七回”借箸代筹一县策,纳楹闲访百城书”)浓郁的文风、发达的刻书业、便利的交通以及漕运咽喉要道的重要位置,使得许多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乃至聚集、侨寓于山东运河区域,他们将各种书籍带到这里,为此地藏书家拓展了视野,带来了珍籍;同时,山东运河区域的士宦学子们也借助便利的运河交通,把往来南北各地所搜求的各地藏书送回家乡。这一切为该区域私人藏书业的兴起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山东自古为文物之邦,自孔子删定六经开私家藏书之风以来,齐鲁之地大师辈出,代不乏人,私家庋藏,蔚然成风,唐宋以前尤居全国之冠。[4](序)虽然宋元以降由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中国的藏书格局也呈现出以江南为中心的局面,但山东士大夫的,根深蒂固。京杭运河贯通以后,南北文化的交流促使山东运河区域的传统重又得以发扬光大,大大小小的藏书楼和藏书家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据王绍曾的统计,明代山东藏书家为84人,其数量少于江苏而多于浙江;清代349人,远远超过了江浙。自宋迄清,山东境内藏书家10人以上的县(州)共18个,其中属于运河区域县有8个,占了将近45%。[4](同上)明清山东运河区域藏书家多,海内知名的大家亦多,如明正德年间濮州李廷相来鹤楼、双桧堂,积古书万卷;康乾时德州卢见曾雅雨堂藏书10万余卷,刻书亦达数百卷之多;乾隆年间曲阜孔继涵微波榭,藏书数十万卷,抄书刻书甚多;晚清临清徐坊归朴堂,“当其盛时,家富万签,与南瞿北扬齐驱并驾”[4](序引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序》)。在诸多藏书家中,聊城杨氏海源阁藏珍善本书多,来源广,历时久,影响也最大。海源阁藏书的聚与散,与京杭运河的关联也最为紧密。 2　借运河之便汇集南北各地珍籍 据记载,海源阁共藏宋元版、精校名抄本书四百六十余部,一万一千多卷;藏普通版本书三千余部,二十万八千多卷。宋元版书中,不乏珍本、孤本,精校名抄本多出自黄丕烈等著名藏书家、校勘家之手。普通版本中,明版约占四分之一,清刻约占四分之三,皆精刻精印,今多可归入善本书之列。海源阁书之主要购藏者为杨以增。杨以增(1783-1856)字益之,一字至堂,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进士。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