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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至两汉女性文本探究 　　摘 要 先秦时期是“女祸论”形成的时期，期间?过长时间的演变，直到刘向的《列女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为女性而写的“史”，对女性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其中大篇幅描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女性形象，偏离了自从先秦时期所塑造的负面女性形象。从先秦时期的女性“以色侍人”、“以貌误国”的形象转变为具有美好品质的女性形象，这种“品质”不限于某种特定的规定，另外专门列“孽嬖传”一篇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女性进行了鞭笞。《后汉书》中对女性的叙事只停留在那些值得“褒扬”的女性身上，而那些负面的女性形象不复存在，之后的历代正史中都遵循范晔的这一传统 关键词 “女祸论” 女性形象 《列女传》 《后汉书》 作者简介：李晶，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133 早在先秦典籍中（本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例）就有很多女性被载入史册，其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人物。章学诚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指出：“列女名传，创于刘向，分汇七篇，义近乎子；缀《颂》述《雅》，学通乎《诗》；而比事属辞，实为史家之籍” 。从中可以了解到，二十四史中《列女传》的名字来源于刘向的《列女传》，刘向的《列女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妇女史著作。女性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进入正史，并非开始于正史中《列女传》的设置。早在《史记》、《汉书》中就有关于女性人物的单独书写，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史书书写并非创造了“列传”一体而是将战国时期的这种人物体例引入到《史记》之中。对于“列传”的解释，《史记》索隐曰：“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张守节曰；“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在列传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体裁即“类传”，将具有相同品质或者事迹的人物记载在一起，正史《列女传》即为此例 综上所述，二十四史《列女传》的起源路径是：《春秋》中将女性纳入到男性的附庸中，《国语》、《战国策》中将女性单独析出，将男性和女性分为历史中的两部分入史。司马迁的《史记》作为第一部正史将战国时期的写史的体例和方式继承下来，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女性进入正史的开端。之后范晔的《后汉书》中将“列女传”作为其中的类传固定下来，二十四史中有十二部史书中设有“列女传” 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到二十四史中的《列女传》，女性的记载或者是书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编纂上看经历了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最后以类传的形式存在于正史之中。从范晔的《后汉书》开始正史《列女传》中的女性人物取材来源已经固定下来，主要是从官方的文字档案中取材，从取材的角度看，在进行史书编纂的开始就已经具有了官方的倾向。从内容上看，对于女性的书写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传》中书写的主要是“以色误国”的“祸水形象”；《国语》、《战国策》中书写的是具有智慧和智谋的女性；《史记》、《汉书》中则是延续了战国时期的特色，以智慧和权势为代表，被书写者停留在上层女性中。刘向的《列女传》对人物按人物品质进行分类的方法，则被自《后汉书》开始的以后诸正史所继承 一、先秦典籍中的女性文本 先秦时期留下来的典籍很多，本文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本史书，分别为《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三部史书同样是三种文体的代表：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的萌芽。之所以说是纪传体的萌芽是因为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但是并不是司马迁创造了这种文体，只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因为本文的侧重点是叙事研究，所以那些出现在史书中但是一笔带过的女性不列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先秦时期的女性作为男权政治中的一部分，女性的出现总是和男性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在《左传》的叙事中，女性事迹的大部分记载是关于女性如何“以色误国”，所塑造的是女性的反面形象，她们的结局也往往是以悲剧收场。这样的人物有“武姜、孔父之妻、文姜、宣姜、哀姜”等等。《国语》中的女性记载很少，只有十一位，其中的一些人物的叙事也是三言两语。她们的形象主要是“居安思危、知人识物、知礼守法、果敢刚毅、心狠手辣” 《战国策》大略刻画了22个女性人物。主要分为两个主体：上层女性和下层女性。上层女性通常是和国家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如“有政治远见的秦宣太后、赵威后、齐襄王王后”，她们无疑是智慧的代表；还有后宫争宠的郑袖、阴姬、江姬。下层女性的塑造也有两个类型：注重利益的“苏秦妻、嫂、母”和重义的“聂荣”和朴实的新媳妇女性形象。到了战国时期，这时候的女性形象则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追求，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再是“以色误国”，间接的、被动的参与到男权政治中，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男权政治之中，并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二、两汉时期的女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