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竞的白话文：围绕着“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史论文.docVIP

　　未竞的白话文：围绕着“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史论文 问题的提出：语言学的视角 本文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新诗出现以来，汉语新诗史是一个围绕着“音”的问题而展开的反省史。而且本文也试图分析这一反省史如何处身于“文”的理想与意识形态欲望的紧张关系之中。本文试图从这一视点出发去考察汉语新诗书写体1的变化，进而观察被笼统地称之为“白话文”的内部差异性以及这一变化与外部历史的关联。 因此，作为日后有待发展、深入的课题，本文拟提出一种方法论视角，以考察围绕广义的“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反省史。如果用公式来表示这一方法论视角的话.freelantic ponent）的意符5等构成，也包含了这些字的排列组合所产生诗的形式感。“义”指的是单字静态、相对固定的观念、意义。但既然处于音、形与阅读意识的动态的关系性中，“义”在诗的符号组合中被读者意识生产为动态的一首诗的情感、意义，因此“义”的考察应该是动态的、不定的、事件性的。所以，对“义”的考察意味着不能将之与音、形以及读者的阅读意识分割开来。 形、音、义之密不可分，还表现在，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如“潮”这一汉字，其“朝”“早”为声符，而“氵”、“月”则为意符。换言之，声符中显然又包含了意符。又如，在中国文字学中“声”与“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转换，即“声”由“义”转，“义”由声生6。再如，文字学家唐兰(1901-1979)指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何况“每一个形声字的声符，原本总是有意义的”7。饶宗颐也指出，汉字不仅重形，同样重声，汉字由音符和形符共同构成，而以形声字占大多数8。显然，“音” 不仅是历史形成的，而且始终是文字空间中的“音”。在汉字中，声音的线性往往又被收纳于字形的空间性中。赵元任(1892-1982)也曾指出：“音节和节奏在文言中起重要作用，而现代汉语的复合词的构成多数遵循文言的结构类型，因此音节和节奏也就成为复合词的构词要素。”9，也就是说音节和节奏也起着“构词法、亦即语法中的‘要素’”10。据此前人成果，语言学者潘文国在主张汉语研究应该是所谓“字本位”说，而非“词本位”时却又提出“音义互动律”，“以字为本位的文言反而注意到了语言的音义结合的本质，而以词本位的欧文反而忘掉了这一基本原理。”11。其次，在文学作品，尤其在现代诗歌和古代的韵文中，节奏焦点（rhythm focus）与信息焦点(information focus,即本文的“义”的焦点)通常要求一致12，再加上汉语中的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一种音节13，故“音”与“形”、“义”三者无法孤立划分。所有这些表明，“音”与“形”“义”密不可分。 赵元任下面的一段话有助于进一步说明“音”与“形”、“义”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中国文字跟西洋文字的比较，有一个很通行的一个通俗的说法，说中国文字是标义，西洋文字是标音的。其实中国文字也未始不标音，字母文字也未始不标义。（略）这种通俗的观点所忽略的要点就是:在两种文字体系里，音义都有关系。总而言之，一字一言的中文跟一字一音的西文都是写语言，都是辩意义，不同的就是单位意义的尺寸不同就是。14 文字书写语言，这似乎是包含赵元任在内的现代汉语研究界的主流认识。从语言思想的角度看，这也许大有商榷的余地。这姑且抛开不论，赵元任在此批评了囿于音义二分的考察方式。他所导入了中西文“单位意义的尺寸不同”这一角度。从根本上说的，这是中文中汉字的“单位意义的尺寸”的经济性问题。汉字的“单位意义的尺寸”的经济性可理解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中文汉字的“字”的单音节特性，令它在时间的长度上体现出经济性；其次在空间的意义上，“形”的空间性以及这一空间性中的“义”（信息）的浓密度也体现出其经济性。从读书意识的角度看，无论中西文字，音也好，义也罢，都是阅读意识中的音与义，因此不可断然二分。 最后要谈的是“意”的概念。阅读意识与（形＋音＋义）综合体相遇，它引发了读者的联想，因而生产出心理的、情感的、意义的结果。这便是“意”。（形＋音＋义）三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观察单位，以观察诗的情感和意义的衍生，即“意”的问题。因此“意” 是上述不可分割的三项要素的心理和情感的归结。 既然此书所涉的是（形＋音＋义）中的“音”，那么，本文的“音”也并非是指在朗诵、朗读等场合进行演示的层面上的“音”，而是默读或以个人为听众的自吟自诵的场合时的“音”。需指出的是，本文在此将私人空间中的诗的吟读与公众空间中的诗朗诵诗是分开的。源于西方、始于现代的汉语新诗朗诵，虽然间接上有可能与文字符号相涉，但与文字书写符号至少有如下的区别：首先，吟诵是在私人性空间进行，其信号的接收者是朗诵者自己或三两知己。与此相反，近代的诗朗诵是在公众性空间中进行，它必须以有着着一定量的听众为信息接受者为条件。其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