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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的对立统一 　 论文关键词：物权 法定意思 自治 对立统一　　论文摘要：物权法定原则作为物权法的基本结构原因,其产生和存在有其深刻的根源和现实需要。意思自治是民法的灵魂和基本理念,物权法定原则和意思自治在物权法领域相互交织渗透,在冲突中共存,在互动中发展。　　　　　一、关于争论——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之间　　　　物权法定亦称物权法定原则、物权限定主义,其与一物一权、公示公信并列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物权法定起源于近代民法,首先由德国学者提出并逐渐发展完善,自从其产生之日起深深影响现代物权法制度的发展。意思自治,即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意思自治的必要性在于私法以维护个人利益为目标,呈现利益个体化的要求。”[1]意思自治的实质是自己参与,自己选择,自己负责,体现法律对个体权利和价值的尊重,容许其自由决定法律关系。　　19世纪的欧洲强调个人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因此,欧洲各国的民法典无不体现出对意思自治的倍加推崇,使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涌现出的个人主义和观念主义得以张扬。但是,当历史前进的车轮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社会成员间的均衡态势被破坏,法律仅仅提供形式上的平等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如果继续严格奉行意思自治,则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为此,现代各国分别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19世纪所强调的绝对自由已经不复存在。比如意大利在1942年重订的《民法典》就让大量的公法规范登堂入室,而其他坚守民法私法架构的国家在面临“典型契约”、“所有权社会化”等课题时,也不得不缩减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由此可见,在强调“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的现代社会,意思自治不再是凌驾一切的最高准则。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物权法反而出现了意思自治扩张的迹象。这主要体现在学界对作为“物权法构造重要支柱之一”的物权法定原则的探讨上。部分学者或认为物权法定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或认为物权法定过于僵化,极力主张对其进行改造甚至废止。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这样的观点也是非常有市场的。　　　　二、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的对立统一　　　　（一） 两者的对立表现　　1.意思自治与物权种类法定的冲突　　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为使有限的物质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根据合意创设出最能实现其经济目的的物权形式且不违背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而此时法律往往对于此中物权并无规定,按照严格物权法定主义,当事人创设的物权即为无效。典权是我国所特有的习惯物权形式,这种习惯物权是当事人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思对权利义务的合理设定,既满足出典人的资金急需,又使物尽到充分利用,出典人又遵　　循了我国祖产不变卖的历史传统。但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其他法律并无规定,如果仅因法无明文规定,便否认其具有物权效力,会挫伤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秩序稳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为缓和矛盾,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典权,虽弥补漏洞,但司法解释生效以前的一些判决已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意思自治与内容法定的冲突　　物权法领域的相邻关系是基于相邻的不动产而在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形成的为他方行使权利予以必要协作的权利义务关系。相邻关系中的权利系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无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然相邻关系领域的规定是否为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可否依意思自治排除,不无疑问。近来我国台湾地区讨论热烈的邻地通行权可否抛弃,即为此例。台湾地区法院判例谓:“邻地通行权,其主要目的,不仅专为调和个人所有之利害关系,且在充分发挥邻地之经济效用,以促进物尽其用之社会整体利益,不容邻地所有人预为抛弃。”学者们对此判例纷纷提出质疑,“ 相邻关系的规定旨在规范相邻土地所有人间利害冲突,虽涉公益,多属间接,应容当事人私法自治空间,自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较诸将其权利义务强行化,更能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用,以促进物尽其用之社会整体利益。”[1]不难看出,判例过分囿于物权法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忽视当事人的私法自治,从而得出与现实生活相脱节的结论。邻地通行权是法律为协调相邻不动产权利人的关系,对一方权利予以适当限制,另一方的权利相应扩张,目的在于避免当事人间冲突以免争执,　　实现不动产利益。如果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约定,上述目的均能达到,法律强制规定自无“越俎代庖”之理。　　（二） 二者的统一表现　　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作为矛盾体,实为对立统一关系,有其冲突抵触的一面,亦有协调互动的一面。　　1.意思自治推动物权法定的完善与发展。物权法定的种类与内容来源于当事人自由设定,无论是新物权、旧物权通常都是先由当事人通过法律行为自由创设,随着该种习惯物权应用范围的扩大,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具有普遍性的物权形式时,立法者将其规定在成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