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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学术史的客体性与主体性 　　论文关键词　学术史　客体性　主体性　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　语境　　论文摘要　90年代的学术史风景与“80年代的教训”紧密相关。80年代把“哲学史”的研究分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旨在抑“经”的历史客体性,扬“我”的现实主体性。“六经注我”是“后红卫兵现象”,必须对其在学术上造成的后果进行清算。这一阶段学术史成为问题一方面取决于学术的重负、学科的分细、趋向于宏观与微观两端,另一方面取决于从封闭到开放,面对着全球“现代—后现代性”文化语境,长期承受高压的“主体性”一下子膨胀起来。90年代学术史面对着“整理国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读“经”救国、尊孔济世等新历史语境。这里有两个关系误区:一是学科对象(“本文”)与“学术史”的关系,两者都成为“史”,但后者对前者是历史中的“我”与“经”的关系;二是当前的“我”与前二者的关系即学术史的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关系。学术史研究存在着“研究之研究”与“研究本身”的不可颠倒的“本”、“末”关系,对海德格尔的文献研究是为了本文的解读,而本文解读仍不是取终目的。　　学术史成为90年代我国学界一大风景，结出了可喜的硕果，如郭英德等青年学人所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35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等。学术史是“大历史”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是各学科发展史中突出研究思想、状况与方法的方面。如靳大成文章《反思学术思想史》所说理论研究必须“把问题的历史性梳理清楚”，“反思学术思想史的目的之一，就是尝试着把问题何以产生、何以呈现为这个样子的背景澄清，使问题的症结突显出来”。如果把“学术”理解为对某一知识领域、专业学科、学问的研究，学术史便可理解为对这种专门性研究本身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如“文学史的学术史就是文学史学史”，“文艺学学术史就是文艺学的研究史，文艺理论的研究史”，等等。那么一门学科的研究史与这门学科本身的发展史究竟是什么关系，能分开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种什么情况是不能区分开的？《中国???典文学研究史》的“绪论”已就文学研究史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在研究对象的区别之难点上作出了作者的一点回答。我们在这里不是一般议论学术史问题，而是使之向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的视角切近，即不是已置身于学术理论问题中对学术史的追问，而是从学术史之外的哲学文化历史语境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来看学术史：它怎样成为我们的问题的，就是说它本来不是问题，现在怎样成为问题来到我们的面前，这里就存在着历史客体性和现实主体性问题。与此有关，靳文也指出：80年代文学理论的“繁荣”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认为其后果是“值得反思的”。那么就是说，90年代的学术史风景与“80年代的教训”紧密相关。问题便集中到：“80年代的教训”是什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绪论”也提到“主观臆断、浅尝辄止、急功近利等不良学风”。当然这样简略的泛论说不上是“对80年代的反思”。众所周知，80年代的核心问题是“主体性”，“反思”必须由此开始。 一、学术史怎样成为问题？  学术史是与学科本身的发生、发展同时并进的。古代，学术并没有重负今天这样的资源，在诸子时代是以对《诗经》与孔子的引述与诸子之间的相互引述与阐释为最初的“学术史”形态，古希腊也大致如此。中世纪西方以《圣经》，中国以“儒术”为阐释学中心。近代，随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发生和发展，不仅各分支学科本身有一级学术史，直到各分支学科的二、三……级分支也都建立起学术史。直至某学派、个别人物、著作范畴等，也都有本身的学术史。学术史研究也趋向宏观与微观两端。一般在学校的教材中，在各种学科分支的“原理”、“概论”的开篇无不或简或详地将这门学科怎样发展而来、目前现状如何等列为“绪论”，或在进入一门科学的专题研究之先，必回顾在这方面前人走到了哪里，怎样继续前进，这样的操作虽是“西学东渐”形成通则，但亦有“国学”文献编纂、史料勾稽之传统。从教科书独立出来，专门的学术史研究常谓之“史论”，或以学者专论、评传等形态出现。甚至谓“一部学术史，可以说是一批学者为创造学说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历史。”〔1 〕这从中等以上教育训练逐渐习惯的通则问题之所以又成问题必须以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眼光放在全球大语境与中国小语境中来看。  首先，我们从封闭一进入开放状态便面对着全球“现代—后现代性”文化语境，对这个问题我们是逐步进入自觉状态，当然现在也不能说是完全自觉。西方康德—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路线，“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实在论”、“符合论”等在现代后现代受到了动摇，即利奥塔所谓“知识或叙事合法化危机”，或对“镜喻”哲学的普遍颠覆。与之相应的是波泼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受到库恩科学由“危机”—“革命”说的挑战，科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