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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扒窃罪入罪之司法实践分析　　论文摘要 扒窃入刑的正当性就在于扒窃行为具有比较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这也是犯罪的本质属性所在。扒窃行为不仅是对财产权、人身权及公共秩序的多重侵害，而且扒窃者的主观恶性较大，扒窃入刑是对现行法律面临扒窃行为“发案率高、惩罚度小”困境的填补。扒窃是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工具上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对于公共场所的判断需要考虑场所开放的程度。还要考虑财物所有人与财物之间的密切、实质关系。扒窃成立犯罪原则上不应有数额的限制。在扒窃犯罪的入罪构成上有必要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等没有其他可罚情节的要从宽处理。　　论文关键词 扒窃 入罪构成 法益侵害　　一、扒窃罪之法律规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盗窃罪的一些新问题、新特点已经十分凸显，但立法却没能及时的跟进，或虽然进行了规定但并不十分的明确、具体。例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社会上人员的流动也在迅速增加，扒窃行为已成为一个常见、多发的犯罪种类，它严重危害了社会公众的财产、人身安全，给公众的出行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全感。鉴于此，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的行为类型之一，对原《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罪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修改后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该条文仅给广大民众传达了“扒窃”入罪的观念，关于扒窃的概念、扒窃的行为方式、扒窃的对象、扒窃的主体并未做出明确的表述，该条文实属法律上的空白罪状。2013年4月4日，正是基于司法实务中产生的新的适用难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然而，新颁布的司法解释虽然明确了扒窃的概念、行为方式和犯罪的对象，但通读全文，并没有给公众一个清晰的涵义解释，仅简单的表述为：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上述两个条文当然地成为打击扒窃类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但这两条法律条文并没有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相反，却引发广泛的争议，社会公众、学者们对条文的理解更是存在偏差。原本为治安处罚的扒窃行为是否一律入刑？其入刑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扒窃行为构成盗窃罪是否需要一定的限制？限制条件是什么？是盗窃的数额还是行为人的惯犯性？在扒窃概念的界定上应坚持什么标准？“公共场所”和“随身携带”在界定扒窃概念时具体应如何理解？这些都需要较为统一的认定。　　在2013年的4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该解释的出台稍稍弥补了立法上极为简洁的关于扒窃型盗窃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也只是一般性的规定，实践中仍存在许多争议和不明确。在该认定标准出台后，对于扒窃涉及的公共场所的概念、随身携带的涵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标准，对随身携带是否要求必须为贴身携带也仍有争议。与此同时，司法解释也未涉及盗窃数额这一重要构成要素，关于扒窃行为人是否仅限于“惯犯”更是没有提及，故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存在各种争论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传统的有“数额”和“次数”要求的盗窃行为类型而言，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三种新的盗窃行为类型之间在认定上存有疑惑和争论，五种行为类型之间属于何种关系，在司法适用上是否存在互相竞合，又该如何进行区别亟待解决。扒窃和抢夺虽然隶属于不同的罪名，但在行为判断上却非常接近，实务中遇到的这类案件争议很大，需要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界限。所以，基于解释论的立场具体分析，在《刑法》已经将扒窃行为纳入法律条文规制之后，现阶段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理解并合理适用“扒窃”的规定。　　二、扒窃行为构成要素分析　　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即是构成要件具体内容的要素，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是刑事违法性存在的根据，它包括一切犯罪都需具备的行为、行为主体这一必备要素，也包括侵害结果、危险结果、因果关系等犯罪构成要件的重要内容。 犯罪的认定是一个从客观到主观的判断过程，本文也是遵循对公共场所、随身携带要素的分析来判断扒窃行为，再到犯罪结果（扒窃数额）的认定，扒窃行为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分析的逻辑判断过程展开论述。　　（一）公共场所　　基于在司法解释中，已明确扒窃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规定，因此，我们尊重、容忍理论上的质疑，但在司法适用中仍应坚持“有法必依”，肯定公共场所的必要性。在认定“公共场所”时，需对其进行实质解释，不应只限定在普通生活意义上的公共场所。笔者认为，只要是准许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