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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机制 发布时间：2010-04-28 浏览次数： ? ? ? 社会性别机制 Teresa de Lauretis ? 李素苗译 ? 在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作品和文化实践中，表示性别差异的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是一个重要词汇；它对于批判再表现，重新释读文化形象和文化叙事，质疑主体意识和文本特征理论以及阅读、写作和观众(spectatorship)理论等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表示性别差异的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将女权学纳入形而上和抽象知识的范畴，使其能够在由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所界定的认识与认知领域内生存与发展。 与女权学共生并互依互存的是，确立一些具体的做法和话语，创建社会空间（针对特定性别的、“女人屋”意义上的空间， 譬如意识提高小组、 学科内女性活动中心、妇女研究学科和女权杂志以及媒介集团等等）。在这样的空间内，性别差异能够得到肯定，加以对待，受到分析、说明及核实。 然而今天，表示性别差异的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一些词汇，譬如妇女文化、母亲职分（mothering）、女性作品及女性特征等，已经成为一种局限，仿佛是女权思想的包袱。 重点放在性别上面的“性别差异”，归根结底指的是女人不同于男人或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地方。即便在较为抽象的意义上，性别差异——并非源自生理差异及社会化的不同，而是由于意义表示（signification）及话语效应的缘故（此处的重点不在性别而在具有差延*意义的差异上面）——终究指的是（女人）不同于男人之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男人自身差异(difference in man)的一种表现。一旦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已经全面展开，继续运用这些概念提出社会性别问题将会使女权思想囿于西方男权的范畴，禁锢于一种对立思想的框框；这种对立思想本身总是已经落入主导文化话语及其根本性“宏叙事”（master narratives）——无论是生理、医学、法律、哲学、还是文学——的“政治无意识”（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语）的圈子里, 很容易再生再现，即便在女权重写文化叙事的过程中也不例外。 “性别差异”的第一局限性在于它将女权批评固着在一普遍的性别对立的思想框架中（女人是不同于男人的人，男女双方都被普遍化；或者女人本身既是差别，因此也同样被普遍化），其结果很难——即便不说不可能的话——将一个个的妇女和普遍意义上的女人（在英语里用第一个字母大写的Woman来表示----译者注 ）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很难区分妇女与妇女之间的差别，或者更准确地说，妇女内部的差别。譬如，戴面纱的妇女与“戴面具”的妇女[劳伦斯·邓巴(Laurence Dunbar)语，美国黑人女作家常引用]，还有“佯装的”妇女[琼·瑞维尔（Joan Riviere）语]，这些妇女间的差异都不能用性别差异来解释。[1] 由此看来，妇女间的差异其实不是差异，所有的妇女都只不过是将某种妇女的原型本质具体化，或者程度不同地体现某种形而上的女性特征。 “性别差异”这一概念的第二局限性在于它很容易将女权思想激进的认识潜力囿固于主人之屋（此处借用的是Audre Lorde 的意象而非尼采“语言的牢房”之概念，此作法的缘由下文将会讲到）的壁墙内。我用激进的认识潜力来表达一种在八十年代的女权作品中业已出现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思考社会主体以及主体意识与社会特征之关系的可能性：主体当然是在社会性别中建构的，但不单单由性别差异来决定，而是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再表现中形成的；主体在经历性别关系的同时也经历种族与阶级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社会性别意识；主体不是统一的而是多元的，是分裂的更是矛盾的。 为了阐明这样一种主体并表达它与一个多元的社会领域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不和性别差异紧紧纠结在一起的社会性别概念：目前二者紧紧纠结的结果一方面使社会性别被不加置疑地看成是性别差异的衍生物；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又可以被归入性别差异，被看成是一种语言效应，是纯粹想象的东西，和实际没有任何联系。社会性别与性别差异的这种相互纠结与包含需要拆分与解构。为此，我们应该从福柯研究“性的社会机制”的性理论出发来思考社会性别，把社会性别看成是一种再表现与自我再表现，是各种社会机制，譬如电影院，和种种制度化了的话语、认识论、批评实践以及日常生活行为的产物。 如同对待性（sexuality）那样，我们可以说社会性别不是身体的一种属性，不是仅存于人类的一种东西，而是, 用福柯的话说, 因“一种复杂的政治机制”而“产生于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间的一套效应。”[2] 但是首先要说明的是, 把社会性别看成是诸种社会机制的、是技术-社会或生物-医学机构的产物和作用过程，这已经超越了福柯，因为福柯对性的社会机制的批判与理解没有考虑到它对男女主体的不同作用，并且由于忽略了男女在性的话语与实践中的不一致的投入，福柯的理论虽然不排除但实际上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