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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财政与村庄收入分配 作者：万海远田志磊徐琰超 管理世界 2016年01期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转型，我国已经从平均主义盛行转变成一个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此后，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寻找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制度原因，但是从财政角度来理解这种变化的文献却并不多见。目前，在政治集权财政分权框架下，各级政府的管理制度是自上而下的，财政资金也经历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农户的纵向分配过程。近年来，中央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入分配关系，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在财力上进行了重点扶持，所以财源贫乏、财政自给能力低的农村地区得到相当规模的财政补贴，农民人均收入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然而，这些资金是否真正落入到贫困人口手中？低收入人群从财政支付中究竟受益多少？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是否有所改善？上述问题都有待回答。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农村财政影响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第四部分是财政资金扩大农村收入差距的估算；第五部分是村庄收入差距扩大的财政原因及机制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 　　一、中国农村财政与收入分配 　　我国现有的政府间财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其目的在于改变以前把支出责任与收入权力同时下放的“分灶吃饭”体制，从而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然而，由于财政体制中政府间财政责任的划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重叠性，分税制改革只是以较明确的方式划分了收入，却未从法律上明确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划分，所以上级政府往往倾向于把收入上移、支出责任下压，这就使得地方预算内支出的相当部分必须依靠上级转移支付(袁飞等，2008)。实际上，随着中央财政收入的集权化，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也上行下效，把中央财权上收带来的压力向下级财政转移，从而省级以下也出现了收入集中的过程。在财力集中和支出下放的共同作用下，不同级别政府间出现日益扩大的纵向财政不平衡，各级政府对财政支出的博弈过程也由此展开(Li and Zou，1998)。一方面，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可以有效地提高收入均等化目标，另一方面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和支出行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范子英、张军，2010)。下级政府为了能从上级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不但有很强的激励通过“跑部钱进”来争取资源，而且会把财政资金过度投入到生产性或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张军等，2007)。 　　在中央和省级财政关系方面，黄祖辉等(2003)提供的事实就认为，现行财政体制恶化了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程度，转移支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地区间的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关的，所以1993-2001年间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成为恶化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曾军平(2000)通过对比1994-1997年转移支付前后省级人均财政收入的基尼系数后，也同样证实了上述判断。然而，曹俊文等(2006)认为，上述文献没有考虑税收返还制度在财政转移支付中所起到的作用。通过比较1996-2003年省际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异系数，他们发现在剔除税收返还的因素后，转移支付还是起到了一定程度地均等省际财力差距的作用。同样，Devraja等(1998)提供的解释认为，地方政府得到的较大转移支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自身较高的税收上缴份额，但纵然在扣除这一点后，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还是起到了均等省际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体上来看，中央转移支付起到均等省级财力差距的结论得到大多数文献的认可(范子英、张军，2010)。 　　在此基础上，省和市县级财政关系的研究则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由于省级政府的实际财政安排，通常是建立在政治谈判而不是既定的规章制度之上的，这往往使得省级政府在县市财政资源分配上的决定显得比较随意(乔宝云等，2006)。在这一框架下，市县级政府为了获得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会有强烈的动机在财政开支和投资方面建设形象工程。在这一点上，富裕市县有更大的优势，因此也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相反，贫困市县本来就属于“吃饭财政”，没有额外的税收收入来源，也就难以在“跑部钱进”方面进行投资，因而无法获得更多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Park et al.，1996；陈锡文等，2005)。Tsui(2005)通过对转移支付的地区分布研究发现，中国现有财政体系下的资金分配是严重不均衡的，专项转移支付往往更有利于发达区县，而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不过，上述省和市县级财政关系的研究框架还存在两个例外：一是虽然富裕市县有较多的资金来“跑部钱进”而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但是在一般性转移支付方面，倾向性政策确实使得贫困市县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补助。二是中央直管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