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的产生.docVIP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的整个哲学史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一方面他们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彻底性，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包括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在内的一切领域。另一方面又纠正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反科学性，把辩证法规律从唯心主义泥潭中解救出来，重新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而第一次正确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统一，并且，在社会作用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强调哲学的使命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这样，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哲学领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变革——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十分完备而又严密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而且也为全部科学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整个社会科学也就进入了现代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这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一切思想和趋势的根源入手，分析和研究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和根源，得出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吸收发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实现了经济学史上的革命。 科学社会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深刻分析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预测，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弊端，使对人类社会的预测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实现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摘要]毛泽东的哲学创造率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二是概括了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三是提炼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键词]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的时候起，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的哲学创造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代不同，哲学关注的中心不同。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心问题而引发出的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近代哲学对知行观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作为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而上下求索，自然会重视认识论的考察，以形成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实践论》是这种考察的结晶。《实践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成果。《实践论》提出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观点。”[1]在毛泽东看来，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判定人们的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以实践第一的观点为基础，将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认识论的有机环节系统地贯穿起来，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作了系统而完备的阐发，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为实践的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位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作了如此完备阐述的经典作家，促进了中国哲学关注的重心由本体论到实践的认识论的转换。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李达率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并认为“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观之唯物论”。他指出：“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正因为劳动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媒介，所以由于劳动的概念之唯物论的把握，就能理解人类社会所依以树立的物质的基础，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因而建立历史观之唯物论的根据。”[2]上述见解既强调了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又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的倾向。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由本体论转向实践的认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践论》扬弃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来说是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宋代以降，知行关系问题成了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北宋程颐认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体现出将知行割裂开来的倾向。南宋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观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同样把知行分为两截。明代的王阳明首倡“知行合一”，却又确信行源于人内心的良知，实质上是消行于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断言“ 行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