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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空间建构的两个关键命题：数字化主体与文化理论 （美）马克·波斯特著（美国加州大学）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易容译介 我认为书写的数字化带来了批判理论和整个学术界话语的意义深远的演变。纵观整个学术界，讨论数字化及其前景的相关著作层出不穷。例如萨迪?斯通（Sandy Stone）在1995年就曾经谈到，“我们将不得不告别这样一个时代：信息不再首先以文本的形式保存为我们司空见惯的书籍??但是，这样一个全新却又使人焦虑的时代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以至于我们甚至不得不重构我们的学术层次”（177－78）。如果萨迪?斯通的论证能够为人接受，那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有效的方式，以在人文科学与数字文本之间建立深刻的联系。 “重构学术层次”并不是一种必需进行的改进。但戴维?诺伯尔（David Noble）预言，学术界关于数字化的探索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衰落。他认为，大学教授将因此成为自动化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恰似20世纪初引入泰勒主义所造成的局面一样。戴维?诺伯尔认为，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扩展，大学势必成为“生产文凭的车间”，学术研究将染上一种浓厚的商业逻辑。在他看来，所谓的“研究”不过是“速成”的一种委婉说法。互联网成为一些人窃取他人劳动的可耻手段（诺伯尔，1998；威斯，1998）。一封电子邮件就可以让学生随时进入教师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教师24小时都处于一种工作状态之中。不仅如此，互联网还更方便于剽窃，尽管诺伯尔没有直接表明他的反感 ，（但显然）这一切让学术论文的写作变得再容易不过了（扎克，1998）。 冷战结束之后，许多公立大学就开始转而运用市场法则。管理者迫于资金缺乏的压力，满怀热情地展望着课程上网之后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极少注意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诺伯尔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并由此联系到了数字化写作，对此作了有根有据的阐述。不过他并没有认识到数字技术的优势。即：贫穷者和乡下人通过网络远程学习方式，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大学教授可以在互联网的页面上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取信息以丰富思想；通过电子邮件，学生与教授之间可以获得广泛的交流空间。而他将这一切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侵学术研究的表现。我不解，在诺伯尔的理论中谁是他所谓的资本家？也许他认为他自己，自己，一位教授，才是那些汇聚在书中的思想的真正所有者，（并且）只有通过那种人数有限的面对面的交流，限制这种思想的扩散，才能维护他在学生面前那优越的社会地位。一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授需要记住，他要讲授的鸿篇大论（master’s lesson），不是说资本主义技术是一种罪恶，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限制了它的最佳结构。 1 在 1义者毫不批判的狂热情绪，以一种人类必然的逐步完善、全球联合以及永恒和平的眼光，公 正地审视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从印刷到电报、电话、收音机、电影、电视。当然数字化技术将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关键不是设想一个炼狱（dystopia）或者乌托邦(utopia)，而是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尽我们所能以最好的方式去理解它们的后果。 对于我来说，尝试阐释数字化写作的问题，还面临着一个特别的难处——我的诸多表述都采用了一种“前数字化”（predigital）的形式：口头的、面对面的形式（在口语版本中），以及印刷形式。 对媒介的强调 199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议上（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于1967年创办）上与会者试图通过改进著作权的法律，来反思计算机传播技术（萨缪尔森，1997，61ff）。但他们面临的问题让人生畏：要对源于17世纪印刷时代的法律进行调整，使之适用于（当今的）数字化时代。怎么才能做得使网络媒介同印刷和广播电视媒介相协调呢？信息的复制需要昂贵的包装材料（书籍、录音带、电影胶片），信息的传播需要花费高昂的代价建设频道和传输设备，受众无法使用与接收信息同样的手段来转换信息——如今，著作权中的这许多假设也未必全然正确了。在日内瓦，代表们试图不理睬技术形式中上述那些重要的改变（布朗宁，1997，185）。这也是我想要研究的一个问题。通过印1 2关于技术在启示性思考上扮演的角色的探讨和批判请参看昆比在1994年的文章。（xix） 凯斯在1996年提出观点，认为在口头上表述学术文章反映了“在其他地方写过论文的情况??并反衬了印刷的稳定性（24）。她认为，一种即兴的表演更适宜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数字化写作。 2 刷、电影、广播、电视作品的数字化和传播网络化，知识产权所栖身的媒介改变了其法律外衣传递的信息。换句话说，文化作品的商品形式和单一主体作为作者的一致性，都被数字化（digitization）动摇了。 眼下传播文化产品的媒介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中，包含着大量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