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docVIP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导论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agoodrecent accountoftheliteratureonglobalisationandthestate,see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MakesofStatesakeofIt:Bet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freelble,A.(1996) ‘Introduc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andacmillan: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Ohmaeesque)( 注：Ohmae,K.(1995),TheEndoftheNationState.London:HarperCollins.)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 ,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andChina’sPartialRe-engagement y’,Ney,.freelple,see,Geeraerts,G. andMenJing(2001),‘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School’inChina:AStoryOfHoentofInternationalRelationsRSPAS,ANU:anagementofanEmergingPoenttopublishentprovidesanimportantpartoftheexplanationhere.)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区域研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 最近几年，美国一直在争论有关区域(国别)研究与作为学科的IR、IPE之间的关系。美 国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统治地位确实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很大的问题。 这里我不想讨论IPE中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关系的老问题。经济学方法一直主导着 很多的IPE研究，并且非常不合理地对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产生了影响。在有理由对作为 解释工具与方法的理性选择、经济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怀疑的同时，不能重新回到那种认 为区域研究可以不要所有理论方法的老路上去。二战后，在美国，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 区域研究是与冷战分不开的。库明斯对此做出了经典的评论：“二战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