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故事”，一场“旧梦”——鲁迅在成为新文学作家之前论文.docVIP

　　四个“故事”，一场“旧梦”——鲁迅在成为新文学作家之前论文 ..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经过、性质、内容、形式以及取得的成就，各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上都承认这么一个事实，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界碑，一个大写的纪年，一个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发生断裂的重要标记。中国..，也似乎从此由一个文言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白话的中国，而文学，也从文言的旧文学占主导，一下子变成白话的新文学占主导了。 当然，这样的说法，是省却许多历史细节的，而没有细节的历史判断，总是与真实的历史情况有所出入。而如果深入到历史的细节中去，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说，新文化运动在当时不过是几个知识分子精英办杂志，写文章，发演讲，力图改造在他们看来政治上、经济上、科学技术以及文化上都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的中国社会，这样一种社会改造理想，虽然得到了许多新型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毕竟不是一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不过，鲁迅却很快从一个冷眼旁观者而一下子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并最先以他的短篇小说，迅速地提升了新文学的地位。相比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及其他的新文学的创造者，鲁迅那时已经接近40岁，无论心智上的成熟，还是文化上的积累，都是非常具有超越性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那就是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基本定型了。正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他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一些经历，就特别地值得我们注意。对这些经历，鲁迅在作品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涉及，然而，有的被他刻意强调了，有的被他刻意回避了，而有的则转换了面目，以隐晦的方式出现了。如果说把鲁迅所有的作品，包括他的书信与序跋，全部集中起来，就是他的一部首尾相连的自序传，而关于他成为新文学作家之前的部分，也总是得到了他的反复强调。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在这个自序传中，鲁迅是动用了丰富的小说创作技巧的，并且他的强调，也总专注于再现年轻时的一场“旧梦”，而我们将要分析的他早年经历中的四个“故事”，则又总与他的这场“旧梦”纠缠在一起，只不过，有的，使其内涵变得清晰，有的，却使其更加地含混不清。 鲁迅在《 呐喊自序》中首先从他父亲的病来展开生平的回顾。由一个人的病来暗示整个社会的病，这也许正是鲁迅的用意之一，此外，这样的开头，似乎也为他后来命运的转折做好了铺垫。正因为这潜在的逻辑，当他从父亲病逝一下子转入家道中落的议论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两者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然而，证之史料，我们却发现，他的家道中落实在更主要地与他的祖父周福清卷入科场贿案有关。鲁迅在1930年代为俄文版的《阿Q正传》写序时，似乎不经意地投露了一点有关的信息： 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事实上，他祖父的科场贿案发生的时候，正是他13岁时，而他的父亲病逝，则是在两年之后了。科场贿案的经过大致是，1894年因为慈禧太后60大寿要开恩科，乡试提前一年举行，而杭州的主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于是，就有五个家中有钱的秀才凑足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去买通关节，并答应事后会给一些酬报。周福清考虑到自己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已做了多年的秀才，也要参加乡试，现在既然有人愿意出银万两，也替自家省去一份贿银，以为比较合算，就决定铤而走险了。 当夹有银票与考场暗语的帖子被呈送上去的时候，殷如璋正在苏州城外的官船上与副考官谈话，于是他就把帖子随手放到一边。哪知道被周福清派去的仆人，没有见过世面也不懂官场规矩，左等右等而不见一点消息，就耐不住性子，于是对着官船大声叫嚷：“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这一来，事情可就闹大了，殷如璋公事公办，周福清被收监，虽经东奔西走地打点关系，但还是直到1901年遇着朝廷大赦的机会才被放了出来。这时候，周家已败落的不成样子，而鲁迅也离家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读书了。 在祖父收监的这段时间，每逢中秋，也就是按照惯例官府要处斩犯人的时候，周家人都要送上一些银钱来给他保命。这样的光景一直延续到鲁迅将近20岁的时候，而据说祖父放出来的时候，还很可能是当时正在南京求学的他以及周作人前去迎接的。这对于敏感的鲁迅来讲，是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的。然而，除了刚才提到的他为俄文版《阿Q正传》写的自叙传略中透露出仅有的一点信息外，他的作品中，却根本找不到有关的叙述。尤其是《 呐喊 自序》，他还似乎有意以父亲的病及他的不断出入质铺与药店之类情节，对这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科场贿案做了遮掩。 按照作文的法子，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在作品自序中，详细地涉及这么一件似乎对理解作品来说显得无关紧要的事情，然而，作为一个总是从自我经验出发来写作小说尤其是批判性杂文的人，一个总是对科举制度持猛烈批判态度的人，终其一生，竟对一场涉及他的祖父和父亲，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