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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探究及写作路径思考 　　【摘 要】新闻史研究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学科发展伊始就处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层。目前新闻史的研究与写作面临变革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传统新闻史叙事的解析提出新报刊（媒介）史的概念，旨在突破原有的“现代化”和“革命史”的逻辑，突出媒介的元话语特征。迈克尔 【关 键 词】媒介史；新闻社会史；人类学 【作者单位】石更新，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将新闻学分为理论、历史和实务是目前新闻学界的共识。新闻史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新闻史即新闻的历史，其研究范围涵盖了新闻传播的历史、媒介发展的历史、新闻制度的历史等不同侧面和层次的问题。概括而言，新闻史的构成要素包括媒介和人两个端点。新闻史研究多是围绕这两个要素展开的，但侧重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新闻史研究和书写的路径 一、传统新闻史的叙事逻辑 回溯早期的新闻史主要著作，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林?Z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汪英宾的《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伯德逊的《中国新闻简史：古代至民国初年》等，这些论著或可被视为较早的新闻史研究成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以资料丰富著称，对各个时期的报纸收录较多，成为后来研究、撰写新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在史料搜集上不如戈公振，但其将新闻史的研究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新闻史研究做出贡献。汪英宾的《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是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或可被看作是用西方的新闻理论审视中国的新闻实践，进而探讨中国的报刊问题。伯德逊的《中国新闻简史：古代至民国初年》是由外国人撰写的，在视角和关注重点方面均与国人不同。以上新闻史著作所研究的对象在时间距离上较近，有的直接延伸至自身所处的时代。这种时间上的接近性使作者更为真实地还原当时报刊界的状况，但对某些报刊和新闻史事件的评判与当下有不同之处 粗略划分的话，以方汉奇为代表的新闻史学者所著的一系列新闻史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第二批新闻史专著。如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传播史》、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王润泽的《中国新闻媒介史（1949年前）》等。方汉奇的新闻史可以说是最耐看的新闻史，叙述平实，行文严谨，史料丰富。若以方汉奇的著作为标尺来看其他的新闻著作，则黄瑚的新闻史加入了较多国民党报刊历史的内容，王润泽的媒介史加入了宗教报刊史的内容。总体而言，第二批新闻史著作展现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审视中国新闻史的特点。同时这些著作又都是以教材的面貌示人，整体上偏重介绍罗列，不以深入探讨为要义 关于传统新闻史的叙事逻辑问题，黄旦在论文《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中将其总结为两种路径一种方法，即戈公振等的新闻史写作和王中的新闻史写作，前者是在政治话语下的历史书写，后者试图展现新闻事业的全貌。即“现代化”逻辑和“革命史”逻辑，两种范式有着共同的前提和假设：连续的进化观、整合一统的时空观，媒介只是一种供人使用的工具或载体。“根据丁淦林先生的勾勒，中国新闻史书写或者说叙事，可以分为两种范式。一是以戈公振、胡静道为代表，注重新闻媒介本身的变迁，以新闻为本位，兼及广告、经营、新闻法规与新闻教育等方面；二是自1956年《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延续而来的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迄今是影响未减。”[1] 以此观点审视现有的新闻史写作，则会发现在戈公振的著作中存在对史料削足适履的现象，为了与既有的立场、价值判断契合，牺牲某些史料，不说或少说。以王中为代表的新闻史写作补足了中共党史之外的新闻史内容。陈建云的《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向左走 向右走：一九四九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即在该研究思路下的成果 二、从报刊史到媒介史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介的出现，新闻的载体不再局限于纸张，而拓展至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介。新媒体的出现一方面提供了反观传统媒体的新视角，另一方面也逐渐取代新闻史中“报刊史”的叫法，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媒介的特征。特别是在媒介技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当下，学者纷纷讨论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的革新或创新。技术和媒介再次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视野。其中，以媒介概念作为标尺，梳理人类以往的新闻传播历史，是关于新闻史研究和写作的较为一致的观点 黄旦撰文指出，在现存的新闻史写作范式之外，还应该有一个革新，即以媒介为历史。用文中的话说，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的，要有多样的分析视角和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黄旦新报刊（媒介）史的提出，既是对传统新闻史叙事逻辑的创新，也是对既有媒介史叙述方式的完善和深化 历史书写固然对史料极其依赖，但对史料的梳理整合也是一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