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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的程序与构造论文 2-1 国家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民法和刑法都涉及不当行为的责任。同样的行为（如攻击）可能既是被称为民事侵权行为的民事错误，又是犯罪。所以，如果Sam打了Millie，那么可能既有民法上的后果，又有刑法上的后果。Millie可以依据民事侵权法控告Sam要求损害赔偿。警察也可以决定指控Sam犯罪，结果Sam可能受到刑罚的惩罚。这些民法和刑法上的后果是不同的。在侵权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受害方，赔偿金支付给受害方以赔偿损失。在犯罪案中.freelith，简写为R .v .Smith,.freelith。 刑法是由国家控制行为的法律，以刑事制裁为后盾。有时法官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描述过失杀人罪所必需的有责性时， Hean）。但是认为刑法不关心被害人则是错误的。事实上如今在审判阶段法官可能要求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金。这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民法和刑法之间的区别。 2-2 法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普通法，即法官法。当然，在最近的150年里，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文法，但是这些法律在于调整潜在的普通法，不在于根本上改变它。例如，《1957年凶杀法》修改了有关谋杀的法律，但未界定“谋杀”以及谋杀的定义，因此这就仍是判例法上的问题。1968年和1978年的《偷盗法》是个例外，它完全重新规定了有关偷盗的法律；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通过解释各种法律条款从而囊括了判例法的主要内容。现在不可能仅看《偷盗法》就能理解有关偷盗的法律，还必须看法律适用的案例。 Simonds子爵在Shaith等著名的学者已在推究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中的阴暗记录”，并且质疑我们是否真地可以把最高法院作为刑事上诉法院。在刑法的几个不同领域，学院派法律人对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院的判决确立了法律是什么的看法之间存有显著的分歧。用普通法方法在个案的内容中零星地发展法律规则的一个缺点在于对特定案件的“正确答案”的关心模糊了判决所含有的更广的逻辑含意。法官有时感觉学术著作太理论化，也太抽象，并没有为陪审团所需要的明确地解释打下足够坚固的基础。Diplock勋爵（在判决中对上面有关最高法院判决质量的引用作出了反应）否定了由法律作者表述并为上诉法院采纳的定义，因为它创立了不适合于陪审团（见Caldith案中，说“法律的生命血液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常识”，Salmon勋爵在Majes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出Bridge勋爵在案件中推翻了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他批评判决的用语……不是显然合适的，而是荒唐的，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承认批判的力量并且无礼地不承认自己已从它那里得到了帮助（Shivpuri案）。”但是近些年，这对法官而言日益变地普遍起来，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仔细地分析学术著作，有时产生了更长更谨慎合理的判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已停止了对最高法院某些判决的批评。 2-3 法官与陪审团 某些刑事审判在法官和陪审团前进行（这被称为诉状审判，在王室法院审理），但是多数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简易审判。即审之罪与可诉之罪的区别将在下面第2章5. 治安法官中解释，在治安法官审理案件时，他们把法官和陪审团的功能合于一身：他们决定提出的任何法律问题（由身为律师的书记员帮助）；决定事实；对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依据诉状审判的内容更容易解释这些不同的功能，但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简易审判。 如果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服罪，那么陪审团就无作用可发挥，并且进入定罪阶段。服罪的被告人可能受到服罪事实的影响而很可能导致较轻的判决。也可能是如果对较轻罪服罪那么检察官将不进行较重罪的指控；此即平常所谓的“辩诉交易”。如果被告人不服罪，那么法官和陪审团就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 法官有义务保证审判依据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进行，本质上这是个繁重的任务。法官的功能在于向陪审团解释法律：这是法官在陪审团退席考虑裁判之前向陪审团所做的总结的重要部分。如果在审判期间，检察官，辩护人，或法官自己提出法律问题，那么法官就必须对此作出裁决。陪审团必须从法官处获得法律。被告人可能在裁判后通过上诉至上一级法院向法官对法律的裁决提出挑战。治安法官对法律所作的判决总是可以在上一级法院中受到挑战，或者是王室法院或者是高等法院。 陪审团的功能在于决定事实问题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对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作出裁决。指控用正式文件陈述，称为诉状，简单地说，就是详细地说明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的性质，特别包括被指控的犯罪。检察官和辩方对案件的某些方面很可能有相同看法。例如，被告人可能承认他在犯罪现场，但否认他打了被害人。在这样的案件中，很明显陪审团将关注那些具有争议的事实问题。 陪审团仅考虑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例如，如果被告人被指控刺伤被害人，而在他的供词里被告人承认偷窃，但否认刺伤被害人。陪审团不能转向作出偷盗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