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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土语最关情 ——钱健教授论南通方言的复杂性 文 /蔡茜 南通，似乎并没有沾到乾隆皇帝的“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的光，反倒是曾数年抑郁在南通“难通”的声名里，南通话亦是不为人所知。如今南通在快速“通”的过程中，南通话的生命力似乎已发出微弱的告急信号。南通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历史上吸引移民无数，从而方言错综复杂，十里不同风是不足为奇的现象。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南通话作为本土特色的语言该如何自处？本期的《南通印象》，就让我们跟随钱健教授一起来揭开南通地区方言的神秘面纱…… 《南通元素》：钱教授您好，我们知道南通话是方言学中研究的重要对象，有些学者将它归为北方方言中的江淮方言，也有学者将其独立于江淮话和吴语。您看南通话有哪些特殊性呢？ 钱健：方言是民族语言在各地的变体，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的作用下合成的，是一种地域文化的重要的信息载体。你说的南通话应该不是整个南通地区的话而是指在古称胡逗洲今称南通城及其周围的小片地区所使用的方言。相比较于其它地区的方言，这是一种很年轻的方言，至今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找不到与南通话相类似的话，因此南通话不是被整体移植过来的，它只是在胡逗洲-南通这一小片土地上生长、发育起来的方言。而胡逗洲从江口近海浮现并涨大到拥有河流等淡水资源，可以让人定居的历史也就一千多年；南通话还必须在胡逗洲上的人群进入稳定的农耕生活后才可能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化。我个人认为，南通话是一种以吴语和江淮话为底层成分，加上各地多种语言包括来此居住的流民与流囚的语言的影响而形成的方言。所以南通话分别兼有混合语以及南北语言的过渡语的一部分性质。我思考其余的特殊性如下：在语音上，有一些普通话不具备的方言音，[k?ɑ?]、[k?uɑ?]、[k?uɑ?]、[io]等等；其音域与普通话的不重合。在声调上，南通话后来引入四声的同时还保留了自己的一些入声、仄声等，所以南通话的声调多达七种。在词汇上，一些词的来源虽然有人论证了；但仍然还可商榷，例如表示人称复数的[nεn35][ts?ei]、[m? xu?n35 ]和[m? 51kεn55]、[ts???]等等。在句式上，与主流汉语微有差异。我推荐掼你不死儿子家来这两句；这是不同于普通话语法的句型。我设想有些词语的发音和句型，似可追溯到巴别塔之前，这可能是后来进入了南通话的某些古老语言的孑遗。 钱健：行政区域对方言的影响是微乎其微，这在其它地区或其它国家也一样。那么对方言影响最大的有哪些因素呢？第一是通婚。一旦一个家族里有讲外来方言的人进入，她或他就会对本家族的方言带来很多的新元素、新词汇、新的表达。由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父母亲说过的话孩子会一直牢记在心甚至至死不变。然后随着长大的子女再传给其子女，以致生生不息。因此，通婚是方言改变、方言间相互吸收融合的第一要素。第二是经济、技艺、教育和文化的交流。例如外地有人来南通州拜名师念书，老师一口方言；学归的弟子难免就会把它的若干内容带到自己的方言之中，带到自己的家族和生活中的小族群里面。再比如你跟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一天他让你找个东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老师傅说“郭个密细密细的”，意为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后来你回老家后遇到类似的场景，就可能自然地蹦出“郭个密细密细的”的方言。方言的一部分就在无形中被传播开去。第三是带强势文化的方言的影响。方言之间是不平等的，有的已成了官话，如一些北方方言。在封建社会，朝廷官话有时是以皇帝的家乡话为主要依据。想要进入官场或在仕途上走得顺当些，最好就是会说当时的官话。这种强势文化的方言渗透性极强，无法阻挡。 《南通元素》：通州的方言很复杂，而北三县的方言总体上更相似，您觉得这与地理环境有关吗？ 钱健：准确地说是与地理环境的变迁有关。北面三县早就成陆了，这些地区的生产劳动稳定有序，居民生活安定。而南面的地区尤其是启东、海门以及南通南边的部分地区经常受到地理灾害——海潮的侵蚀，当地人称之为怪潮。那时一旦发生大怪潮，上升的海水就冲垮破败的堤坝，涌进陆地。最大规模的海水曾经一直淹到海安、如皋的纵深。怪潮一来，房子便被淹没，妇孺老人被溺死，存活下来的多是一些青壮年。历史上，今海门、启东、如东等沿海地区因发生怪潮而死亡的人数动辄以千以万计。海门县在元末时开始坍入江海，整个明代也一直不断地坍入江中。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海潮来袭，吕四等场三万余盐丁被淹死。次年，海门县剩余人口又被江海大潮淹毙了近一半。明嘉靖十八年（1539），侵陆的海水高达两丈多，“溺死盐灶之民男女二万九千余口”。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土地大多沉入了海底，县城多次内迁，每次都被追来的江水和海潮摧毁，全县只剩下2200多人活着。清王朝不得不裁撤了海门县，把剩下的人口并入通州（南通）而设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