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纪伯伦的插图想起的…….docVIP

由纪伯伦的插图想起的…… 　　先知,论友谊 　　纪伯伦 　　 　　什么是友谊? 　　先知说: 　　你的朋友是你需求的回应。 　　他是你的田地,你用爱来播种,用感激来收获。 　　他是你的餐桌,你的壁炉。 　　因为你饥渴地采看他,向他寻求安宁。 　　当朋友诉说他的想法,别怕你心中有个“不”,也别忍住那个“是”。 　　当他一言不发,你的心别停止倾听他的心; 　　因为在友谊中,一切思想,欲念和期望都不需要语言,只在无声的欣喜中同生共享。 　　当你与朋友分别,不要忧伤; 　　因为他不在时,你爱他最深之处会更清晰,如同登山的人从平原将高山看得更清楚。 　　友谊中,除了精神的深化,不应另有他图。 　　有目的的爱不是友谊,而是一个撒下的网:只有那无益的才被网住。 　　吴泰昌学长打来电话,他正赶写《我认识的冰心》,这是他继《我镜头里的巴金》和《我认识的钱钟书》之后,又一部有关前辈作家的专著。希望我们帮助找一两幅纪伯伦亲绘的插图,因为书中将提到冰心翻译纪伯伦的《先知》及与插图相关的事。 　　纪伯伦著作中外文本我们手边倒有好几种,但有插图的只有两种:一是1984年我们在黎巴嫩工作期间,去纪伯伦博物馆参观时,馆长瓦希布-库鲁兹先生签赠的阿拉伯文版的纪氏著作《两卷集》:另一种是1994年10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伊宏主编的《纪伯伦全集》中译本。阿文版的《两卷集》装帧十分考究,但文字与插图都是浅棕色的,用扫描仪扫描后不很清晰。《纪伯伦全集》中译本虽是平装的,但配有彩色插图,其中有些还是时任黎巴嫩驻华大使法里德?萨玛哈夫妇提供的纪氏博物馆藏品彩照,让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因为这些画作我们参观博物馆时都曾细细观赏过。这些插图让我们不禁想起与之相关的一些往事……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第一次读到中译本《先知》,就为书中那深邃的哲理,高雅的意境和富有东方气息的浓郁的诗情所吸引。冰心明丽流畅的译笔,不仅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涵,更保持着原著的格调,使译本与原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难得的珠联壁合的瑰宝。我们是1983年深秋去黎巴嫩工作的,我们想工作之余无论如何也要去纪伯伦家乡看看,并为纪氏博物馆带一本冰心译的《先知》。然而无论北京还是外地的书店都买不到,我们只好带着遗憾前去赴任。 　　黎巴嫩由于国内教派纷争加上国际与地区外来势力的插手,局势动荡不已,我们是在一年之后才有机会在友人帮助下去纪伯伦家乡布舍里参观纪氏博物馆的。馆长库鲁兹先生听我们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冰心女士就将《先知》译成中文,并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时,要求我们一定为博物馆找一本收藏。1986年我们回国休假,冰心老人将手边仅存的一本《先知?沙与沫》慨然相赠,还根据我们建议选择了《先知》中《论友谊》的一段,书赠博物馆。也是那次与冰心老人闲谈时,她提及《先知》最早的中译本附有纪氏的插图,而现在新出版的却没有了。我们问:“再版时可否将插图补入?”她说:“可惜手边已经没有带插图的英文原版书了。”我们想英文原版书不一定找得到,但带插图的英文本却不难找,我们答应返任时一定代她找一本。 　　我们返回黎巴嫩后,战乱仍未平息,而且还扩展到北部布舍里附近地区,令我们十分不安。我们再次去博物馆那天,往日相对平静的小镇,也像首都贝鲁特一样,轰轰隆隆的炮声清晰可闻。不少小镇居民已外出避难,博物馆怕受战火殃及,正将展品清点装箱。馆长见到我们转赠的冰心译的《先知》《沙与沫》、仲跻昆译的《泪与笑》,以及冰心亲题的卷轴和《世界文学》主编高莽的信等等,兴奋不已,一再说“这是建馆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却又为一时无法买到像样的礼品回赠而愧疚。幸好他们用于馈赠的带插图的英文本《先知》尚未打包,我们说:“这正是最好的回赠。”1987年3月我们离任回国,将库鲁兹馆长题签的英文版的《先知》分别转交冰心、高莽、仲跻昆,同时将写重访博物馆的短文寄给学长吴泰昌。泰昌不仅将拙稿亲呈冰心过目,征得她同意后在《文艺报》头版刊出,并冠以“本报专稿”,以引起更多关注。 　　不久,跻昆夫妇来家中闲谈时,提到出版社编辑曾将那张《文艺报》和带插图的英文版《先知》借去,希望增印时将插图附上。不料纪氏的插图却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认为插图多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人体,似含宗教色彩:更有人担心印这样的插图会有人指责它们“低调”、“庸俗”,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对用这种“左”的眼光对待文学艺术很不理解,便写信征询冰心老人看法。她在复信中,毫不含糊地表示:“纪伯伦的画如其文,决不低调,也不庸俗,这是我的意见。”我们收到信后,与泰昌商议,他建议我们写一篇短文,通过《文艺报》将冰心的看法传达出去,也为《先知》再版时补入插图呼吁一下。拙稿刊出后,老作家王汶石投书报社,证实不仅拙文中提到的早年中译本《先知》有插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也曾出版过带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