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大公报》看端午节.docVIP

从湖南《大公报》看端午节 一、引言 所谓恶月、恶日，就是因为这时节，正值植物葱茏、生意盎然、天气渐热、瘟疫易起、疾病易生，且百虫也四处觅食、到处活动、毒虫也易伤人，故有“恶月”之称。这一切，正说明人对天时、地宜，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把握，认识了天时四季的变化与地上动植物活动生长的规律，掌握了瘟疫百病与天地运行变化的关系。……掌握了各种动植物的属性性能，所以能够采用各种“以物降物”的措施，能及时预防或消除恶月期间可能给人造成的疾病和危害，如吃粽子、戴香包、悬艾草、挂菖蒲、饮雄黄酒等。 二、“铁打的”节庆 事物的转变，往往不会一蹴而就。这一时期湖南的端午亦保留了许多传统夏节的活动： 是日，不事事而大相见互道庆祝。掘菖蒲于涧，与艾及葛藤等共悬诸门，饮酒和以武都雄黄，妇孺或囗诸额淋漓。……此外尚有角黍之食与龙舟之戏。 而《大公报》上的节令小词更是将当时夏节的情景描写得活灵活现： 街头雨过不成行，提盒纷纷送礼忙。闻道儿童相对语，今朝佳节是端阳。……劝君多饮雄黄酒，此酒能令百毒消。……竹叶新裁手细搓，抟成角黍费张罗。……依样游人多似囗，出城非为看龙船。……菖蒲高插葛藤悬，辟恶而今习俗传。 就连时任湖南督军的军阀张敬尧都在农历五月十五，这一天委派下属“恭祀定湘王”可见当时端午之“传统”仍具有相当力量。 如果我们将视野稍微拉长，便会发现，这十年中的端午，有两项活动自始至终“岿然不动”：一者是统治者给予下属“犒赏”；另者便是赛龙舟。 首先，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始终存在着数额不菲的犒赏。例如，谭延在位时： 昨日为旧历端节，谭督军以各士兵辗转鏖战，辛苦备尝，昨特每名犒赏小洋二角，以资度节。 就算是唐生智所统治的战乱时期，仍可“以六万八千元支配”。 我们不禁会问：这些视财如命的军阀们何以如此慷慨？事实上，自古以来，端午赏赐便“是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从汉章帝到唐明皇，端午赏赐的典故源远流长，军阀亦自在其中。由于那是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期，所以那些于乱世中求生存的“大佬”们便更加迫切地利用端午犒赏这一“习俗”来收买人心，以求自保。 除了犒赏，另一个突出的活动便是龙舟竞渡。实际上，早在1919年，官方便已明令禁止赛龙舟： 去年端午，湘潭龙舟竞渡，大起冲突，溺毙多人，致成诉讼。于是官绅议将各埠龙舟焚毁。今岁五月五日之前，官厅亦曾出示禁止。 且这一禁令陆续保持了多年，令文也愈发严厉： 叶戒严司令，昨布告禁赛龙舟。文云：“照得龙舟竞渡，原为追吊屈原，人民好胜争斗，往往酿成事端。现值戒严时候，理应镇静勿喧。合行布告禁止，违者带究不宽。 然而，事实上，这一禁令基本没能起到多少实际效果，人民依然踊跃参与： 禁止龙舟，戒严司令与警厅，具有布告，然其效力实等于零。下午四时后，……江中竞赛龙舟，不下三四十条。锣鼓喧天，鞭炮震耳，大有歌舞升平气象。……江中则有无数小划，各载男女十余人，往来游观，显极一时之盛。 对此，似乎官方也无可奈何： 乃至是日，江中竟发现二三龙舟，警察不加制止。 众所周知，端午竞渡源自屈原投江的故事。但事实上，恐怕大多数群众真正关注的并非屈原，而是端午这一节庆所提供给他们的文娱机会。但聪明的人们知道如果仅仅只是“为玩而玩”，则这一活动必然会被打入“封建迷信”的清缴行列之中。所以，他们打出了屈原这一殉国英雄的金字招牌，从而使他们的意图得以保全。这一方面迎合了新型政体下国家对国民“爱国”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那一时代中国人民抵御外族入侵的必然反应，而这也正是端节内涵的一个转变之处。 三、“流水的”人 北洋军阀时期亦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很容易发现诸如国民与乡民、市民与农民等新老概念的对立交替。一批批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立志改造中国的社会面貌，端午节也在这一时代的洪流中经历着种种变迁。 具体来说，通过笔者的观察发现，这一时期的湖南端午节有两个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节庆形式的变化。考察《大公报》这一时期有关端午的报道不难得知，从普通大众的民俗习惯到社会群体的活动组织乃至官方的意识形态，无不有异。《广荆楚岁时记》就明确说：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一名长命缕，一名条达。今此俗已不可见矣。 请你们把端阳节的用费，到游艺大会看一看热闹，所花的钱不多，所救灾民的命实在不少。 这个大会的事项和内容十分丰富，“跳舞游戏”、“双簧”、“电影”、“欧美戏曲”、“西洋钢琴”，林林总总，无所不有，甚至连博彩都在其中。但是，单看这些项目，我们很难想到这是在端节当日举办的活动，诸如划龙舟、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