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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的危害 ——由中国历史解析人治 051020206 周倩 人治，是个人或少数人因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是中国古近代社会一直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从君主这一身份的诞生直至民国时期蒋介石独断专权，它存在了近千年，若如同社会上个别激进分子所认为的那样，人治一无是处的话，也是说不通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那么与法治相比，人治的危害又是什么呢？ 若要分析人治的危害面，势必要谈及它的产生、特征与它被沿用的原因。从上古时期开始，我们中国与与西方的很大不同从神话故事中就可见一斑。中国的帝王君主往往是“神的子女”：他们将自己与这些传说中的上古先神相联系起来，自诩“真龙”，作为人间权威与道德的最高体现者，以神命统治众民；而西方故事中的众神子女往往是在希腊或罗马等古国间战争中的英雄，表现出的是作为个人的英雄气概，具有强烈的人性特征，而民众对之远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对祖先毕恭毕敬。随着等级制度的产生，加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催化，儒家对其理论的系统化整理，人治思想悄然而生，并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意识中，直至现在依然存在。 我们知道，在人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这就意味着权力将集中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身上。若以一个案件的判决来比喻社会事宜，执政者为案件的法官，那么人治与法治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在法治社会当中，法官的判决要经历群众的检验，而且他的每一次判决，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要依据某种规章制度而做出的，任何一条都必须有出处，如果他的判决被群众反对或者他违背了规则而做出了判决，那么不仅这次判决无效，并且他也失去了继续担任法官的权利；而在人治社会中，法官就是一切权利的代表者，案件的是与非全在其一念之间，能否公正地对案件进行处理取决于法官本人的思想素质水平与个人意愿。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使得各代君主对人治之法甚是偏爱。从秦始皇到李世民，有暴有贤，而人民在这样的社会中，时刻受着君统思想的教化，甚至在言行举止、衣着屋制等等方面被严格约束，如对等级高于自己之人的姓名要避讳，普通百姓只能身着粗布麻衣，家中所用器皿摆设一一均要按照等级来等，因此面对残暴君主的肆意之行，只有在吞忍至极时才会奋起反抗，并且从未萌生过自我治理的想法，而是将这种现象推说为天取民意，推出了新的君主作为神之意志托付者。正是以为这种种原因，人治得以一直主宰着中国社会。 根据韦伯关于人治与法治的概述，我们可以得到人治的几点弱点：首先，我们不能保证有在一切重要关头都能高瞻远瞩、不犯错误的贤人智者处于治理国家的适当位置上；同时，由于统治内部缺乏稳定的组织机构和程序、缺乏基于专业技术的职业人员以及它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鄙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没有哪一个社会会总是处于激动人心的革命或变革状态，它事将被“常规化”。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期，我觉得是人治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毛泽东同志及其他领导人以他们对于马列主义以及中国社会的研究和了解，以个人（小团体）的智慧做出领导全国人民斗争的决策，催化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人治体现了充分的魅力与力量；但是在文革十年时期发生的种种动乱足以让我们意识到人治——当个人崇拜赋予了个人及少数人极大的权利从而在民主社会里进行的伪法治，它不适合需要平稳进步的社会——执行者的智慧和意愿将极大地影响着社会进行的轨道，无法保证制度、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极易导致动乱。 法治和人治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它们需要被灵活地运用。当一个社会在法治下走向刻板、迂腐时，谁能说人治不会是一剂良药呢？ 引自百度知道 引自韦伯《经济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