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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革命高潮”再解析 赵庆云 罗志田先生敏锐地指出，如果将胡绳所归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与 其所本依的毛泽东的 “两个过程”做一对比，可以看出“三次高潮”说 实际上淡化处理了十九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取向，与柯文所归纳的 “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有契应之处。从接续学统的角度而论，注意到 “三次革命高潮”与“中国中心观”在取向上具共通性，自有其启发意义。 但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由美国学者柯文归纳的“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 Approach）有其特定的指谓和语境，将“三次革命高潮”与之简 单对应难免似是而非；其二，胡绳对其理论诠释体系之凸显中国本土因 素的倾向有明确的理论自觉。上世纪五十年代“三次革命高潮”之提出 并被广泛接受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层的社会思想基础。 一 “三次革命高潮”实际上是突出了“八大事件”中表征着人民反抗 过程的几次事件。这种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研究倾向，的确与此前的中 国近代史研究倾向颇有不同。为进行反帝爱国动员以救亡图存，一九四 九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外关系为论述中心，侵华史、外患史、 国难史、近代外交史与中外双边关系史之类著述，粗略统计，不下一百 三十多部，文章三百余篇。名家蒋廷黻受美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 关系史》一书影响，视外交史为 “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其 《中 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个“外交史大纲”。而唯物史观派学人李鼎声的 《中国近代史》，诞生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之际，它是以帝国主义侵略进程为线索来条理史事的，着力突出了外 患步步加深的“半殖民地”形成过程，对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内政变 17 革着墨不多，对人民群众反抗的一面亦未特别着重。 随着一九四九年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人心底激荡着 民族自豪感，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退居次要，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 斗争历程，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近代史研 究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进而被有着浓厚“以史经世”情结的学人内化为 不言自明的共识。对于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建国初期即有人 批评其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仍嫌不够清晰，“使近代史 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戴文葆：《介绍〈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载《人 民日报》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学科体系的构建 中，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相 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倾向，而且他们对此有一定的理论自觉。 其一，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有两 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另一种是范文澜、 孙守任为代表的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为标志的分期体系。胡绳在《中国近代 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表示：“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帝 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考察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 是注意中华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几乎只看到侵 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 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显然，在侵略——革命的整体关 照中，胡绳此时更为强调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一面，而有意淡化了西方列 强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思路暗合。毛 泽东所云“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 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626页），即蕴含了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中国 近代历史的主导因素之意，体现出摆脱此前“冲击——反应”模式的努力。 其二，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理论体系最终获得更多学者的认同， 18 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初，唯物史观学习如火如荼 展开，阶级斗争观点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已渐成史学界之共识。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胡绳一再强调：“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 的。它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也不是某些反动人物的